112年的春天，对于大汉帝国的北方边疆的人民而言，是异常严酷的。突如其来的雪灾席卷了北方大地，覆盖了广袤的草原和山川。这场雪灾不仅带来了汉人北部村落生存的危机，也同时开启了东部匈奴人南下劫掠的狂潮。
112年的春天，北方的雪灾来得异常猛烈。厚重的积雪覆盖了大地，阻断了交通，摧毁了牛羊和本来就少的可怜的作物，使得原本就艰苦的匈奴北方部落生活更加艰难。这场雪灾不仅影响了大汉帝国的边疆居民，也对更北面匈奴部落的生存造成了更为恐怖的威胁。
在生存压力的驱使下，匈奴部落集结，开始大规模南下，劫掠大汉北方的各个村落。他们如同草原上的狼群，趁着雪灾带来的混乱，对大汉的边疆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这些攻击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更给大汉的边疆居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这些匈奴人，一旦攻进村落或城镇，那就是一场劫掠和屠杀的恐怖盛宴，他们连俘虏和奴隶都不需要，只需要粮食，男人，老人和孩子全部杀绝。女人也在玩弄过后，被一个个拖出去像羊一样，割喉而死。
面对匈奴的侵略，大汉的军队没有选择沉默。他们迅速集结，开始了对匈奴人的反击。大汉的将领们深知，如果不对匈奴的集结地和附庸部落进行打击，北方的边疆将永无宁日。因此，他们采取了积极的军事行动，不断打击匈奴的集结地，削弱其力量。
从112年春天开始，大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就没有停止过。双方在北方的战场上展开了一场持久的较量。大汉军队利用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技术，对匈奴的集结地和被其占领的城市，进行了有效的打击。而匈奴则依靠其对草原地形的熟悉和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不断在汉军的行进缝隙间穿插，快速屠杀和掠夺，与大汉军队进行着生存博弈。
大汉军队不怕匈奴人集结，真正让汉军头痛的是，匈奴人那些分散进攻的各个小部队，他们行动灵活，飘忽不定，大汉的北地村落太过分散，这让汉军疲于奔波，军事成本耗费巨大，却难有所获。
112年的春天到九月底，大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成为了北方大地上的一场持久战。
大汉朝廷已经发现，如果一味被动防御，北部和西北的边军，不但会被拖死，还无法真正保护北方的村落。七月开始，朝廷决定改变战争策略，汉军正式深入北地和西北部更深的地区，主动对匈奴人的集结地进行远征作战。
河西四郡一群被憋坏了汉军，这下子全部嗷嗷叫，他们是最希望打通西域的一群家伙。
为什么？
因为这群武将身后都有大世家，世家早就想要恢复西域都护府，只有打通商道，征收商税恢复大汉的货物贸易，他们才能从中获得充足的利润，壮大自己的家族。
而武将本身，天天防守，上千上万的汉军，每日在村落之间追杀几百匈奴骑兵，如何获得军功？
既然，洛阳已经下令，大军可以远征，那河西四郡就挥军向西，开始沿途征伐所有匈奴人的势力。
汉军和罗马军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军事力量，它们在组织结构、战术运用、装备特点等方面有着显着的区别：
就组织结构和指挥体系而言，汉朝的军队统一，军权高度集中，军队的指挥和管理体制严密。汉朝大量屯田，为巩固边防和保障军队供给提供了条件。汉军的军官在日常军法的执行上并不完全负责，需要向皇帝汇报，且有廷尉、军正等独立于将军的官员干涉其中。这就像洛阳大汉政府，在军队中有两条相互制衡的脉络，一为军事主管，一为军法主管，相互制衡。
而罗马军团的军官拥有更多的权限，包括在紧急情况下不经授权指挥其他单位的部队，百夫长也能根据战况自发组织和调整作战任务。罗马军团的指挥更加通畅，军令可以迅速下达至百夫长，甚至直接给士兵下达命令。罗马军团的主管可以随意处置自己手下的士兵，无论是鞭刑和处决，有军团主官自由裁决。罗马军团如果作战失力，主官可以执行十一抽杀，从十人里随意抽取一人杀掉，以建立军队威信。
就兵役制度和兵源构成来看，汉朝的兵役制度是普遍征兵制，而精锐的边军主体是小农，也有少数民族的募兵参杂其中，但汉人是绝对主体。
罗马士兵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地区，包括破产农民、当地招募的土着和奴隶，构成相当复杂，罗马人占的比例远低于汉军的汉人比例。
汉朝军队，拥有军队数量优势，国家极其重视马政，骑兵数量优势明显。
罗马军团则以步兵特别是重步兵为主体，充分的训练，海军优势明显。
从这些对比，我们能非常明显的看出来，大汉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军队的整体规模，军队的民族主体性，汉军基于大量马牛的移动速度，是优于罗马军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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