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二年（前141），郎中令王臧因为推崇儒学获罪。皇太后认为儒生言语大多文饰浮夸而不够朴实，现在万石君一家不多说话而身体力行，就让万石君的大儿子石建做了郎中令，小儿子石庆做了内史。
石建年老头发花白了，万石君的身体依旧健康无病。石建做了郎中令，每五天休假一天，回家拜见父亲时，先是进入侍者的小屋，私下向侍者询问父亲情况，拿走他的内衣去门外水沟亲自洗涤，再交给侍者，不敢让父亲知道，他经常这样做。石建做郎中令时，有事要向皇帝谏说，能避开他人时就畅所欲言，说得峻急；到了朝廷谒见时，就好像不会说话一样。因此皇帝就对他亲自表示尊敬和礼遇。
万石君迁居到陵里。担任内史的儿子石庆酒醉归来，进入里门时没有下车。万石君听到这件事后不肯吃饭。石庆恐惧，袒露上身请求恕罪，万石君仍不允许。全族的人和哥哥石建也袒露上身请求恕罪，万石君才责备说：“内史是尊贵的人，进入里门时，里中的父老都急忙回避他，而内史坐在车中依然故我，不知约束自己，本是应该的嘛！”说完就喝令石庆走开。从此以后，石庆和石家的弟兄们进入里门时，都下车快步走回家。
万石君在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去世。大儿子郎中令石建因悲哀思念而痛哭，以致手扶拐杖才能走路，过了一年多，石建也去世了。万石君的子孙们都很孝顺，然而石建最突出，超过了万石君。
石建做郎中令时，一次书写奏章，奏章批复下来，石建再读时，非常惊恐地说道“写错了！‘马(马)’字下面的四点和下曲的马尾应该五笔，现在才写四笔，少了一笔，皇上发现责怪下来就该死了！”可见他为人的谨慎，即使对待其他的事也都像这样。
万石君的小儿子石庆做太仆，为皇帝驾车外出，皇帝问他驾车的马有几匹，石庆用马鞭一一点数马匹后，才举手示意说：“六匹。”石庆在几个儿子中算是最随便的了，然而尚且如此小心谨慎。石庆做齐国的国相，齐国上下都敬慕他们的家风，所以不用发布政令齐国就非常安定，人们就为石庆立了“石相祠”。
武帝元狩元年（前122），皇帝确立太子，从群臣中挑选能够做太子老师的人，石庆从沛太守任上调为太子太傅，过了七年升任御史大夫。
武帝元鼎五年（前112）秋，丞相赵周因罪被罢官。皇帝发下诏书给御史大夫：“先帝很敬重万石君，他们的子孙都很孝顺，命令御史大夫石庆担任丞相，封为牧丘侯。”这是朝廷正在南面诛讨南越、东越，在东面攻打朝鲜，在北面驱逐匈奴，在西方征伐大宛，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加上皇帝巡视全国各地，修复上古的神庙，到泰山祭天，到梁父祭地，大兴礼乐。国家财政发生困难，皇帝就让桑弘羊等谋取财利，王温舒等实行苛峻的法律，使儿（ｎí）宽等推尊儒学，他们都官至九卿，交替升迁当政，朝中大事不取决于丞相，丞相只是一味忠厚谨慎罢了。石庆在位九年，没有能够发表什么匡正时弊的言论，他曾想要惩治皇帝的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的罪过，不仅不能使他们服罪，反而遭受了惩处，以米粟入官才得免罪。
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关东百姓有两百万人流离失所，没有户籍的有四十万人，公卿大臣商议请求皇帝迁徙流民到边疆去，以此来惩罚他们。皇帝认为丞相年老谨慎，不可能参与这种商议，就让他请假回家，而查办御史大夫以下商议提出这种请求的官吏。丞相因不能胜任职务而愧疚，就上书给皇帝说：“我石庆承蒙宠幸得以位居丞相，可是自己才能低劣不能辅佐陛下治理国家，以致城郊仓库空虚，百姓多流离失所，罪该处死，皇帝不忍心依法处治我，我愿归还丞相和侯爵的印信，请求告老还乡，给贤能的人让位。”皇帝说：“粮仓已经空虚，百姓贫困流离失所，而你却要请求迁徙他们，社会已经动荡不安了，社会的动荡使国家发生危机，在这种时候你却想辞去职位，你要把责难归结到谁身上呢？”用诏书责备石庆，石庆非常惭愧，才又重新处理政事。
石庆为人思虑细密，处事审慎拘谨，却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及为百姓说话的表现。从此又过了三年多，在太初二年（前103），丞相石庆去世，赐谥号为恬侯。石庆的次子名德，石庆很喜爱并器重他，皇帝让石德做石庆的继承人，承袭侯爵的爵位。后来做到了太常。因为触犯法律判处死刑，纳米粟入官赎罪后成了平民。石庆做丞相时，他的子孙中从小吏升到两千石职位的有十三人。等到石庆死后逐渐因不同罪名而被免职，孝顺谨慎的家风也更加衰落了。
建陵侯卫绾，是代郡大陵人。卫绾凭借车技而当了郎官，事奉文帝，由于不断立功被升为中郎将，除了忠厚谨慎一无所长。景帝做太子时，他请皇帝身边的近臣饮宴，而卫绾借口生病不肯去。文帝临死时嘱咐景帝说：“卫绾是忠厚的人，你要好好对待他。”等到文帝死去，景帝即位，景帝一年多没责斥过卫绾，卫绾只是一天比一天更谨慎地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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