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么了？没人告诉我答案，我只能在书本中寻找。”
“收留我的那个传教士死后，我便在美国各地流浪。因为《排华法案》的缘故，我很难找到正经工作。一般情况下，我靠小偷小摸过日子，也曾把旧瓷器当古董卖给美国佬骗钱，后来又伪装成日本人向杂志和报纸投稿，勉强能赚到些稿费。”
“我在哈佛旁听过历史课，也曾在普林斯顿偷学政治和经济。我经常假装自己是日本或中国留学生，他们对留学生要客气些，对滞留美国的华工则非常厌恶。对了，我还帮哈佛的某位硕士写过毕业论文，那次我足足赚了200美元。”
学生们默然望着台上谈笑自若的男人，那就是他们的新校长，一个流浪汉、诈骗犯和小偷。但他们却无法对他产生憎恶感，更多的是同情和可怜，甚至是佩服。
别的不说，周赫煊靠旁听自学成才，居然能为哈佛硕士代写毕业论文，肚子里是有真才实学的啊。
周赫煊的故事还在继续：“后来我偷渡到欧洲，发现那里比美国要好混得多。虽然他们仍旧歧视中国人，但那只是狭隘的偏见而已，至少没剥夺中国人的工作权利。法国人浪漫而幼稚，英国人绅士而傲慢，德国人严谨而死板，俄国人直率而粗鲁……每个民族都有他的特色，你时常留心，就会发现许多趣事。当然，我更关注的是各国图书馆，费尽心机地混进去，偷看那些被人们遗忘的历史资料。我想了解这些国家，他们为什么能成为列强，而我们中国，又为什么软弱无能？”
“国家是什么？无非国土、国民、文化和政府。”
“自晚清以外，中国的国土大面积沦丧，中国的国民普遍愚昧无知，中国的文化陈旧落后，至于中国的政府，呵呵，不可描述。”
周赫煊兜了一个大圈子，终于进入主题：“我知道，你们也明白。中国如今的情况，让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你们才闹学运、搞学潮，希望能为中国的振兴贡献力量。对此，我很理解，但我不主张暴力。比如去年火烧教育总长家的房子，以及《晨报》报馆，这已经违法犯罪了。你们主张言论自由，却用暴力来剥夺别人的言论自由，这算什么？自己打自己脸吗？”
学生们欲言又止，不知该如何反驳，因为去年那次游行确实闹得有些过分。
而且，学生中最积极的革命派，此时很多都已经跑路了，在场大部分都是比较安分的，不会沾上一点火星就爆炸。
周赫煊又说：“在很多人眼里，北大就是个烂摊子，而我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我希望大家能安心学习，学校终究是学知识的地方。真想闹革命的，我支持他去南边，路费不够我可以提供援助。在我当校长期间，不得公开喊出革命口号，不得公开宣传革命思想，不得公开组建革命社团，违者立即开除！如果实在不喜欢我这个校长，就请到教育部抗议，抗议人数超过100个，我立即引咎辞职。言尽于此，诸君再会。”
周赫煊说完便走，没有片刻停留，直奔北大校门而去。
师生们集体呈懵逼状态，不知该如何评价这位校长。北大怪人很多，大家早就见怪不该，现在看来他们的新校长也是怪人。
敢当着全国最进步学府师生的面，自称是反动军阀的走狗，换成别人早就被喷得狗血淋头了。甚至有可能话说到一半，就被激愤的学生给拽下台来。
钟观光唤来几位学生代表，低声嘱咐一阵，那些学生立即兴奋地跑去传递消息。
在前往教室的路上，学生们还在讨论着刚才周赫煊的发言。
一个学生气愤地说：“真是可恶，居然不让我们喊进步口号，宣传进步思想，这还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吗？周赫煊才刚上任，就把北大的校风给毁了。”
“周校长也有难处，”另一个学生帮忙辩解道，“他其实思想也是进步的，可受制于军阀，不得不如此做，否则只能继续停课。”
“停课就停课，这种禁锢自由的大学不上也罢。”先前那学生道。
就在此时，负责帮钟观光传话的学生代表跑来，低声说道：“大家安静，请听我说。刚才周校长那番话是苦肉计，他明面上禁止我们成立进步社团，但私底下讨论还是可以的，只需要换个名义即可。比如宣传红色主义，我们可以建立农学社、工业社，一切由明转暗。另外，为了麻痹反动军阀，我们一定要骂周校长。骂得越狠，他就越安全，最好能在校刊上写文章骂。”
那群学生听了不可置信，但很快就回过味来。
“我就说周先生是好人，能写出《大国崛起》和《神女》这样的作品，怎么可能甘当反动军阀的走狗？”
“就是啊，还有《一代人》和《回答》。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他寻找光明，正是教导我们要在黑暗中摸索前进道路！”
“说起来周校长也是苦出身。他从小流浪国外，不知受到多少屈辱和苦难，甚至为了谋生不惜当小偷和骗子。在这种成长环境下，他还能自学成才，写出发人深省的《大国崛起》，这是有一颗多么强大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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