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包间。
成舍我用碗盖拨弄着水面的茶叶，问道：“心远，《啼笑因缘》的续集写完以后，你有没有创作什么新的作品？”
“正在写一本小说，叫《燕归来》。”张恨水道。
成舍我笑道：“这名字好，听起来又是那种爱情小说。”
张恨水摇头道：“虽然写的是爱情，但我更想把它写成一部反映现实的作品。”
周赫煊听到张恨水在创作《燕归来》，立即想起那部小说里的开场诗——“红睛恶犬如豺虎，人腿衔来满地拖”、“兵去匪来屠不尽，一城老幼剩三人”。
张恨水并非那种靠写消遣小说糊弄钱的文人，他有自己的追求，后来干脆致力于创作抗战小说和讽刺小说。可惜，他后期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都不出名，反而是谈情说爱的小说更受欢迎。
“反映现实好啊，难道是写东北抗日的？”成舍我问道。
事实上，张恨水最初是写新闻稿件的记者，成舍我感觉他的短篇小说很不错，就怂恿张恨水写长篇，于是《春明外史》出炉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没有成舍我的鼓励，就没有《春明外史》，更没有《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
“并非东北抗日，而是描写西北的故事，”张恨水悠悠说道，“我去年走了一趟西北，甘肃和陕西两省犹如人间地狱。那里的军阀横征暴敛，抓丁拉夫，弄得民不聊生，跟十年前的山东、河北没啥两样。”
成舍我惊讶道：“西北的情况那么遭？”
周赫煊心想：西北如果不是那么遭，红军又怎么站得住脚？
“你们知道，在甘肃种植面积最大的作物是什么吗？”张恨水问。
“麦子？”成舍我猜测道。
张恨水摇摇头：“并不是。”
周赫煊叹气说：“罂粟。”
“对，就是罂粟，”张恨水一脸悲怆，“甘肃省内最肥沃的土地，全都用来种罂粟。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这些地区在晚清时期，属于甘肃农业最发达的区域。而我去年到那里时，眼中看到的全是罂粟苗，甘肃的农民基本靠种植、加工和贩卖鸦片为生。”
成舍我震惊莫名：“怎么可能？就算当地政府禁烟不力，也不会闹得全民种鸦片啊。”
“因为当地政府在鼓励啊。”周赫煊冷笑道。
“政府鼓励？”成舍我疑惑道。
张恨水点头说：“当地政府确实在变相鼓励种罂粟。南京中央政府号召禁烟，甘肃地方政府趁机‘寓禁于征’，向所有农民征收‘烟亩罚款’。比如在张掖，甘肃省财政厅规定每年当地必须缴纳20万元烟亩罚款，不管你种不种鸦片，都必须缴纳罚款。为了提高地方官员的积极性，省财政厅甚至给县长提成，县长收到的罚款可以从中提5%，地方官员自然往死里收禁烟罚款。而农民们不管种什么，都要缴纳烟亩罚款，那还有谁会傻到去种粮食？”
“岂有此理！”成舍我气得拍桌子，“如此以往，农民都种鸦片去了，没粮食还不都得饿死？”
张恨水说：“已经饿殍遍地，土匪横行了。甘肃不仅有烟亩罚款，还有各种苛捐杂税，比如‘柴捐’，老百姓必须按时缴纳定额‘官柴’。有些地方树木尽毁，百姓砍不到柴，只能拆了自家房子，把木料上交政府抵捐。”
“朱绍良该杀！”成舍我咬牙切齿道。
朱绍良在北伐期间就追随老蒋，现任甘肃省主席兼绥靖主任，统管甘肃的军政大权。
周赫煊摇头说：“朱绍良是该杀，但根子还在南京政府，张学良也要担一些责任。自从中原大战打完以后，甘肃的军阀就是一盘散沙，刚开始由东北军控制。但张学良只顾着消化华北地盘，接着又遇到日寇入侵东北，甘肃那边根本顾不过来。后来老蒋派朱绍良接管甘肃，但朱绍良要钱没钱、要粮没粮，手底下还要养一堆如狼似虎的地方军阀。他如果不靠鸦片征税，早就被人赶出甘肃了。”
“明诚觉得该如何治理甘肃？”成舍我问。
周赫煊说道：“其实治理甘肃很简单，无非钱粮二字。前几年甘肃军阀叛乱，一个杨虎城过去就摆平了，可见当地军阀的战斗力有多差。不管是以前的张学良，还是现在的朱绍良，只要带着足够的钱粮去甘肃，那些军阀立即就会俯首帖耳。搞定了地方军阀，再认真发展农业，甘肃必然能够治理好。现在甘肃的糟糕局面，都是因为穷，政府穷、军阀穷、百姓更穷，只能依靠鸦片过日子。”
成舍我苦笑道：“南京政府的钱，都拿去打内战了，又怎会用于甘肃建设？”
“唉，这种事不提也罢，说说办报纸的事情吧。”周赫煊转开话题道。
成舍我对张恨水说：“心远，我决定在武汉办报纸，明诚认为应该在重庆办报纸。你觉得哪里更好？”
张恨水诧异道：“你在电报里不是说，要在上海办报吗？”
“上海太危险，两三年内日寇必然入侵，而中国军队是守不住的。”周赫煊说着，就开始讲全面持久抗战，并得出以后四川是抗战大后方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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