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中国依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中艰难挣扎。经历了之前一系列列强的侵略与不平等条约的压榨，国家的经济千疮百孔，传统的农业生产因沉重赋税和频繁天灾而萎靡不振，大量农民流离失所。手工业更是在洋货的冲击下几近崩溃，民族工商业想要发展却处处受限，被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联合打压。
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一方面感受到了民众对变革的渴望以及革命力量的悄然兴起，另一方面又企图通过一些手段来维护自身摇摇欲坠的统治，于是宣告预备立宪，想以此来缓和矛盾，向西方列强展示自己有改良求变的姿态，同时也期望能安抚国内那些要求变革的声音。
《光绪朝预备立宪纪略》中记载：“丙午年，朝廷颁诏预备立宪，声称欲仿行宪政，革新政治，设谘议局等机构，以广纳民意，筹备立宪诸事。然其本意，或为敷衍塞责，暂弭革命风潮，实未真心欲行彻底之变革，朝野上下，对此举多有观望揣度，亦有期盼者，然未知其究竟能成几何也。”从这段文献资料能看出，当时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各方对其目的和最终成效都持有不同的看法，整个国家也在这看似有希望的变革举措下，陷入了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氛围之中。
葛明，是个性格有些矛盾的年轻人，他骨子里有着对国家的热忱，渴望国家能摆脱困境，走向富强，可同时又带着几分谨慎和世故，深知在这复杂多变的时局里，做事不能仅凭一腔热血，还得审时度势，权衡利弊。葛明原本在京城的一个官办书局里做事，平日里负责整理和校对一些与新政、立宪相关的书籍文稿，也正因如此，他对朝廷预备立宪这件事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知晓其中的诸多细节和背后的种种考量。
初春时节，书局里接到了上头的命令，要加紧整理和印刷一批关于立宪知识介绍的册子，以便发放到各地，让民众知晓朝廷预备立宪的意图和相关举措。葛明所在的书局上下都忙碌了起来，他也不例外，每天都埋头在那一堆书稿里，仔细地校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确保册子的内容准确无误。
在整理这些书稿的过程中，葛明发现，书中所描绘的立宪图景看似美好，什么设立议会，让民众参与政治，实现权力制衡等等，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困难重重。他时常和书局里的同事们讨论这些问题，同事们也是各有各的看法。
有个年长些的同事摇头叹息着说：“这立宪啊，怕也就是朝廷的一场作秀罢了，你看看这上头写的，都是些模棱两可的话，真正要落实到实处，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呢。”
另一个年轻些的同事则满怀期待地说：“不管怎么说，朝廷肯迈出这一步，总是好事呀，说不定以后真能像西方那样，咱们老百姓也能当家作主了呢。”
葛明听着他们的话，心里也很是纠结，他觉得老同事说得有道理，朝廷这预备立宪，确实有敷衍的嫌疑，可年轻同事那种对未来的期待，他也能理解，毕竟谁不想国家能变好呢。
随着书局里的工作进展，葛明对预备立宪的了解也越来越多。有一回，书局请来了一位曾经出过洋、对西方宪政有研究的学者来给大家讲学，讲讲立宪到底是怎么回事，西方又是如何施行的。葛明听得格外认真，还不时地做着笔记。
讲座结束后，葛明找机会和那位学者单独聊了聊，他问道：“先生，您觉得咱们朝廷这预备立宪，真能让咱们国家走上富强之路吗？”学者看了看他，沉思片刻后说：“难啊，这立宪可不是光嘴上说说，写写册子就行的。它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咱们的政治体制，打破旧有的权力格局，可朝廷里那些守旧势力根深蒂固，真要动他们的蛋糕，谈何容易。而且，这还得有民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咱们国家百姓大多还不懂这些，所以啊，这条路还长着呢。”葛明听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心里对预备立宪的前景又多了几分担忧。
过了些日子，书局里的册子终于印刷好了，葛明和其他同事们一起负责把册子运送到各地的衙门和学堂，以便分发下去。在这个过程中，葛明有机会去到了不同的地方，也见识到了各地对预备立宪的不同态度。
在一些大城市里，比如上海、广州等地，有不少开明绅士和进步青年对预备立宪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组织了一些集会，讨论立宪的内容，还准备向朝廷上书，提出自己对于立宪的建议和想法。葛明在上海参加了一次这样的集会，会上大家各抒己见，气氛热烈。有人说要加快设立地方议会的进程，有人说要让更多的普通民众有选举权，葛明听着这些充满激情的发言，心里也受到了感染，觉得或许这预备立宪真的能成为国家改变的一个契机。
可到了一些偏远的县城和乡村，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百姓们大多连什么是立宪都不清楚，只知道是朝廷的又一个新政策，而且他们每天忙着为生计奔波，根本无暇去关心这些。葛明在一个县城里发放册子时，遇到一个老农，老农接过册子看了看，疑惑地问：“这上头写的啥呀，咱也看不懂，这能让咱地里多打粮食不？”葛明听了，心里一阵酸楚，他耐心地给老农解释了一番，可老农还是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显然并没有把这立宪当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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