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本是富庶繁华之地，多少年来都是风调雨顺、工商兴旺、物富民康，但是到了明末的崇祯年间，却连着发生了多次影响很大的天灾，其中一个危害非常大的天灾就是大规模的海啸涌潮。
天启七年七月到八月间，浙江沿海发生大规模海啸，沿海几个州府受灾严重，时任巡抚潘汝桢，也就是在浙江首倡为魏忠贤立生祠的阉党分子潘汝桢，对灾情隐瞒不报，结果延误了赈济，致使沿海灾情不断恶化，灾区疫病丛生，导致大量老弱灾民死亡。
潘汝桢当时不敢上报的原因，也是党争惹下的祸端。天启七年的七八月间，天启皇帝朱由校先是病危，然后驾崩，处在关键时刻的魏忠贤，不想让这样的灾情传到朝廷，被东林党人拿来作为把柄攻击他，所以干脆隐瞒不报。
如今，魏忠贤早已死掉，而潘汝桢也早就被抄家问斩了，但是潘汝桢留下的烂摊子，却给崇祯元年之初匆忙接任的范景文，制造了不小的难题。
范景文到任之后，面对已经受灾半年之久、即将失控的局面，立即搜检浙江各地府库存粮，并在巡抚衙门里召集两浙豪门世家、巨商富贾筹款筹粮，也是多亏了浙江富裕，各地府库多有积存，总算是筹集到了一大笔钱粮物资，把总数近百万的浙东沿海几个府县的灾民安抚住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民变。
再后来，随着闽浙总督温体仁的上任，他也带来了朝廷拨付的五十万两赈灾银子，其中给范景文留下了二十万两用来赈济浙东灾民。
范景文利用着二十万两银子，在浙西以及南直隶苏松等府，购买了数十万担粮食，然后以工代赈，召集嘉兴、杭州、宁波等地受灾百姓，疏通河道，清理淤塞，修补海塘，修桥铺路等等，总算是把这场迫在眉睫的变乱稳住了。
再接下来，熬到到了五月份，闽浙总督温体仁和福建巡抚熊文灿招抚了海上巨寇郑芝龙，朝廷随后下发旨意，令闽浙两省将沿海受灾百姓迁往朝廷新设的东番卫安置。
领受了闽浙总督府转递的这道旨意之后，范景文才算是真正松下了一口气。
面对三四十万之众的沿海受灾百姓，二十万两银子的赈灾款根本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而经过了海啸侵袭的沿海诸州府，在两三年之内都不可能恢复如初，不光是村镇房屋短时间难以恢复重建，就是田地道路，一时半会儿也无法恢复耕种。
而浙江本来就山多地少，人口又多，即使想开垦荒地，也只有先往浙西安置，可惜的是浙西多山，宜耕土地很少，根本安置不了如此多的灾民。
所以朝廷的旨意一下，倒是给了范景文这个新任的浙江巡抚一条出路，而且这条出路还是一条光明大道。
说起来，移民东番其实并不容易，一来国人安土重迁，信奉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但凡有一点活路，都不愿离开祖先庐墓所在。
二来，东番岛，也就是后世的台湾岛，此时福建沿海居民口中的大员，还是一片蛮荒之地，虽然有大量宜耕土地，但毕竟从来未经开发，而且还有一些野人生番部落，移民过去并不太平。
但是人有旦夕祸福，事有机缘巧合。且说闽浙总督温体仁，一上任就下定决心准备干一番大事业，将来好再回到朝堂之上。但是天启七年七八月间的那次东南海啸，确确实实是给闽浙沿海十数个州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无数人家园被毁，流离失所，死了的浮尸江海之上，活着的涌进州府县城乞讨。
而且自古以来，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更加上彼时的闽浙沿海既缺医少药又正值炎热夏季。
因此，温体仁到任福州之后，很快就发现，闽浙沿海的灾情远远超乎了他的想象，不仅灾民遍地，而且疾疫流行，死了的不算，单算需要救济的闽浙两省灾民，怕不有上百万人。
温体仁知道自己和朝廷之上都低估了这次灾情的严重，但在朝堂之上，大话已经说出，此时也只由拿着有限的银子以工代赈，救济灾民了。
正当温体仁焦头烂额地督导闽浙两省沿海府县救灾的时候，福建巡抚熊文灿跟他报告了一个消息，此前一直接洽招抚闽东海寇郑芝龙的事情有了眉目。
温体仁一听之下心中暗喜，这真是瞌睡的时候送枕头，来的太是时候了。
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没出意外，朝廷同意了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对郑芝龙的招降，而且封赏的规格还高于郑芝龙的预期，郑芝龙不仅做了福建的海防参将，而且郑家兄弟还当上了新设的东番卫指挥使等大小朝廷命官，可以名正言顺地占据东番岛了。
五月受抚之后，温体仁让熊文灿亲赴同安召见了郑芝龙，及其麾下的一种大小前海盗头子，不仅当众进行封赏，而且与郑芝龙、郑鸿逵及其亲兄弟郑之虎、郑之豹等亲信之人，很快商定了转移闽浙灾民、充实开发东番的赈灾战略，以及朝廷不派流官、郑家世镇东番的交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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