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统治者一旦有了私心，那么很多原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会变得莫名其妙，变得不可理喻。
那么大明的皇帝们就难道没有一点私心了吗？！
当然也有。比如在国库与内帑的问题上，当然会有一些私心。
明朝中后期的许多皇帝都喜欢金银钱财，而且毫不掩饰这一点，其中表现最明显的一位，当然要数万历皇帝了。
为了充实皇家的内帑，万历皇帝派出了很多内廷的太监，去全国各地担任矿监、税使，与地方官府争夺税收利益。
其中当然也包括让内廷的太监们打着皇帝的旗号开皇店，大做类似后世“官倒”的买卖，以便谋取“暴利”。
银子的确是没少收，也没少挣，但是却也因此引来了无数的骂名。
不过到了最后，万历皇帝想尽办法搞来的这些银子，却也并不全是被万历皇帝自己给挥霍掉了，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拿出来用作了万历年间三大征的军费。
包括泰昌皇帝朱常洛即位之时，补发给九边军队的大量欠饷，用的都是万历皇帝在位期间背了无数黑锅积攒的内帑银子。
那么这是私心，还是公心？私心当然有，但办的却是公事。
说到底，大明的皇帝是汉人，正经的华夏正统，这样的皇家与国家才是真正的家国同构，家国同种。
或许他们会有作为个人或者皇家宗室的私心，但他不会有民族层面上的私心，也不会考虑国家民族利益以及自身种族利益的时候，有什么不利于华夏民族的私心。
明朝的宗室藩王子弟，人数确实有点太多了，光是给他们每年计发的俸禄，就占了地方收入的三分之一乃至一半以上，给朝廷的财政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这个问题从明朝中期开始就一直在想着解决，先是把亲王年俸从五万石降到了一万石，后来又从一万石降到了五千石。
到了天启、崇祯两朝的时候，朝廷财政困难，宗室之中除了最高等级的一字王之外，其他的各种镇国将军、奉国中尉什么的远支宗室子弟，根本领不到什么俸禄，不少人依靠各地王府接济为生，有的甚至贫困潦倒，三餐难继。
这个问题是明朝皇家的宗室制度造成的，固然有皇家的私心在，但却无可厚非。
与后世满清的八旗制度相比，带来的经济负担有点类似，但却并没有包含满清八旗子弟对汉人的那种民族剥削和种族压迫。
单纯以民族出身的不同，而强硬地划下一条高低不同的界限，也只有蒙元和满清这样的异族统治时期，才会出现这样的民族压迫。
而已整个华夏民族亿万人来供奉区区满清八旗百万人，这也只有野猪皮的子孙做得出来。
虽然后世的民族问题，被人为地搞得异常复杂化了，但是在明代的时候，凡是自认是华夏一族的人，都毫无疑问地在为华夏民族的利益而战斗。
这一点，上至皇帝，下到百姓，都是高度认可的。
就算是杨鹤、杨嗣昌这样非汉族出身的土家族士大夫，以及秦良玉这种非汉族出身的西南土司将领，都对此也毫无异议。
当然，包括满桂、吴惟英这样的归化蒙古族，以及黑云龙、黑云鹤兄弟这样的回回，都是如此。
夷入华夏则华夏之，说的不是入主华夏，而是认同和归化华夏，也就说你的语言、饮食、衣冠、服饰以及风俗等等，都遵从华夏的礼仪制度，这才叫夷入华夏则华夏之。
像后世满清那样入主华夏，不仅不奉华夏的衣冠风俗、礼仪制度为正统，反而却把华夏民族当作奴才来奴役，以整个华夏民族供奉区区数十万满洲八旗，自己死守着蛮夷风俗不改变，华夏民族又如何能以华夏视之？
到了后来，再一次被汉人推翻，那也是必然的。
历史上，眼看着北京城破，大厦将倾，崇祯皇帝为什么宁肯上吊自杀，也不苟且南逃？
不管这其中有多少不为后世所知的难言之隐，单单是这个抉择本身，就已经体现了一种十分难得的责任担当和民族气节。
后世满清的所谓咸丰皇帝，一听说英法联军北上天津，立马一溜烟儿地逃到了热河。
而接下来统治了中华将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又如何，当八国联军登陆的时候，还不是一口气逃到了西安？！
各种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签字签到手软，而且还签的十分理直气壮。
说到底，还是没有把自己当成华夏民族的一员，没把中国人当自己人看，不过是把华夏大地当成了满洲贵族可以随意处置、可以随时抛弃的私产。
这一点，可以说与大明的皇帝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蒙古人南下犯边，怎么办，打！
倭寇为祸东南，怎么办，打！
女真人占我辽东，怎么办，还是打！
荷兰人侵扰海岸，怎么办，接着打！
即便是到了明亡的前夕，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相继向大明提出各种非分要求，而大明皇帝给予他们的答复，还是同样的话，你要战那便战，不服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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