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邦华进入潞安府的第二天，就接到了这些军情报告，而此时的孙传庭、贺时雨，也已经率领着延绥镇的五千骑兵和两千步卒，在两天前赶到了太原城。
得知北线的太原方向已经有了孙传庭亲率的延绥军入援，李邦华的心里踏实了许多。
太原是山西首屈一指的城池，或者说独一无二的重镇，只要太原牢牢地掌握在官军的手中，那么流贼在山西就始终都是疥癣之疾，成不了心腹大患。
也就是说，只要太原始终掌握在官军的手中，山西就永远是朝廷的。
这不只是李邦华自己的想法，这是那个时代几乎全天下人的想法。
纵观历史，太原之于山西的重要程度，就相当于西安至于陕西，南京之于江南，是绝对不容有失的存在。
只要太原稳如泰山，而自己坐镇的潞安府也不出乱子，那么至少这一次的入晋督师，就已经算是立于不败之地了。
明朝的潞安府，就是后世的山西长治地区，在明代的山西，这个地方是毫无疑问的大后方。
不管是面对来自北方草原民族的威胁，还是面对如今这种来自西北流寇的威胁，若论安全，潞安府在山西境内的地理位置，可以说比大同、太原这样的重镇还要优越。
这也是李邦华率领军队入晋督师，首选滏口陉，进驻潞安府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得到山西巡抚张晓以及延绥巡抚孙传庭送来的消息第二天，他又相继见到了来自南面的两拨信使。
第一拨信使来自山西平阳府南面二百余里外的解州闻喜，正是陕西巡抚洪承畴派来通传消息的人马。
崇祯元年的一月，不满三十六岁的洪承畴被崇祯皇帝越级提拔为陕西巡抚，入京面圣之后，再回到西安，已是二月中旬。
根据崇祯皇帝当面授予的旨意，洪承畴回到西安之后，先是巡视辖内各地，逐个校阅驻守西安、潼关等地的陕西军队，对将领和士卒情况心中有数之后，以时任潼关副总兵王承恩、游击官惟贤为将，在关中各府县公开张榜，以厚饷招募壮士，历时三个月，共选得青壮七千人，开始编练陕西抚标五营的进程。
崇祯皇帝承诺的每年十万两抚标饷银，一分银子也没少过他的，同时又让他兼任陕西布政使，军政民政一手抓，在陕西几乎拥有全权，而洪承畴也没有浪费了这个全权。
三个月内，不仅从秦王府的手中收回了在西安城各门收税的权力，而且在陕西与河南、湖广、四川、甘肃交界的交通要道，比如潼关以及从潼关往南的武关、白羊关、紫荆关、漫川关、紫阳关、锁头关等等，所有入陕出陕的险关要隘之上，设税卡向往来客商收取通行费用。
从崇祯元年六月以来，每个月上交到巡抚衙门的税银或者实物，也有两万两银子上下，陕西巡抚衙门终于有了一笔比较稳定的收入了。
督察院陕西道监察御史任赞化、陕西巡按御史吴焕、户科给事中马如蛟，先后上书弹劾洪承畴私设税关，苛待商民，隔绝陕南商路，其心不可测等等罪名。
但是崇祯皇帝对此却是留中不发，不置一词。
洪承畴是个聪明人，所作所为虽然没有通过正式的朝廷官方渠道，
比如通政司，上呈奏折请旨，但是与皇帝之间的密折沟通，却从来没有中断过。
不管有事无事，大事小事，到陕就任之后，每个月的月末必上一道密折，汇报本月的大事小情，以及下个月的一些想法和打算，可以说锦衣卫陕西千户所和东厂陕西站的人员，奔走来往于京师和西安之间，从来没有中断的时候。
所以，对于洪承畴接任陕西巡抚之后的重要举措，崇祯皇帝本人不仅全都掌握，而且非常支持。
天启六年以来，陕西尤其是陕北连年大旱、天灾加上贼乱，搞得是民不聊生，而崇祯皇帝即位不久，就下旨免了陕西的钱粮赋税。
在陕西这样主要以田赋为主要财政来源的地方，朝廷大笔一挥免了田赋、丁税等钱粮赋税，说起来十分容易，但是免了之后陕西上下的大小衙门的开支怎么办，官府吏员们的俸禄怎么办，赈灾也好，募兵也好，失去了这个财源，靠什么来支持？
花马池的盐运司、茶马司如今全都就近掌握在三边总督袁崇焕的手中，洪承畴又靠什么来开拓新的财源呢？
除了皇帝每年给他的十万两抚标饷银之外，朝廷发给陕西各营兵的每一分军饷，也都有其固定的去处，在这种情况下，他拿什么来赈饥民、申军令，利器械、分战守，筑城堡、练乡兵？
不让他开辟新的财源，他就会向历史上一样，空有一腔雄才大略而施展不开。
对于这一点，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比这些个上述弹劾的臣子可是更加清楚，也正因为如此，所有的弹劾奏疏全部留中不发，不做处置，对洪承畴自然也是宠信依旧。
崇祯皇帝这样做，固然得到了一些骂名，比如听不进逆耳忠言、任用奸邪幸进之辈等等，但是却让洪承畴在陕西终于站稳了脚跟，渐渐打开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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