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个荷兰商人，受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鼓励前来远东贸易，结果因为破产而滞留在了远东。
远东的荷兰殖民地就那么几块，荷兰人也就那么多，大概谁是个什么情况，已在远东数年的荷兰传教士范德烈，心里都有数。
如今他一写信邀请，这些人就闻讯而来。
而他们带来的人中，有一个人名叫托马斯-德莱福尔，是在热拦遮城专门为荷兰人在大员的远洋战船，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经停大员提供维修服务的人物。
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好，热拦遮城的荷兰总督府也好，从来都是不养闲人的地方。
不管你的技术有多少，水平有多高，你有活干，就有收入，你没有活干，就没有收入。
因此，当郑之龙率领大军将荷兰人赶到海上，赶入二鲲身岛上的热拦遮城内固守之后，托马斯-德莱福尔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闲人。
除了郑之龙在率军围困热拦遮城期间时不时地发起进攻的时候，他需要跟其他人一样拿起火枪上城防守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只能闲着。
郑之龙率军围困热拦遮城超过十个月以上，不光停在热拦遮城下港湾里的战船闲置了，往常总是经停热拦遮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往返日本与巴达威亚的商船也不来了。
最重要的是，并非荷兰东印度公司雇佣兵的人，闲着的时候不仅没有一点收入，而且还需要花费比平时高昂得多的价钱，才能从热拦遮城中获得食物。
于是，范德烈的信件一到，同在热拦遮的破产商人杰莱米亚斯?范?弗里特很快就想到了穷困潦倒的德莱福尔。
而荷兰船匠大工二百八十块崇祯银圆月俸的待遇，更是立刻就让德莱福尔动了心。
到了今年三月初，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威亚总督的使节，带着与大明朝廷的约定以及闽浙总督府的官员来到了东番，很快郑之龙对热拦遮的围困结束。
郑之龙与热拦遮总督府双方虽然仍在谈判之中，但是穷困潦倒的德莱福尔却等不得了，跟着忽忽悠悠的杰莱米亚斯?范?弗里特（Jeremias Van Vliet）一起想方设法，离开了刚刚解除围城的热拦遮。
两个人跟着荷兰东印度公司为热拦遮城运送补给的补给船，一路来到了濠镜澳，会合了其他几个受到范德烈邀请的人员之后，计划从濠镜澳入境大明，结果被拒。
就这样，这一帮荷兰红毛番不得不再次搭乘商船转道前往广州，得亏当时已经到任广州港南洋公司的张祥，还记得荷兰传教士范德烈的名字。
而两广总督王之臣，也知道皇帝正要打造海军的想法，于是在这里拿到了两广总督府的入境文书。
于是一行人，这才从陆路北上月港，然后从月港，搭乘了北上的商船，辗转数地，最终来到了天津。
与沈廷扬从巴达维亚一路带回来的那些加利恩号上的半吊子水手们比起来，这个阿姆斯特丹造船厂学徒出身的渔夫之子德莱福尔，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造船工人了。
十七世纪的荷兰，人口不过一百五十万人而已，但是其拥有的海船数量，就达到了一万五千多艘，其中绝大多数远洋型的海船，都是排水量在一千吨以上而且拥有三层夹板的夹板船。
小小的荷兰之所以能够在十七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在全世界的殖民强国之中占有一席之地，靠的就是其发达的造船业。
仅在其首府阿姆斯特丹附近，就云集着几十家造船厂，各类造船工人多达八万人以上。
正是因为如此，早就十七世纪之初，小小的荷兰就可以同时开工建造几百艘远洋海船，而且船只的造价，比当时是技术先进的英格兰还要低上三成甚至一半。
可以说，当时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是名副其实的西欧造船中心。
荷兰人的这个优势，一直保持到了一百多年后的十八世纪初期，当时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就是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造船厂里，隐姓埋名学习造船技术。
当然，这个德莱福尔在怀揣着发财梦，踏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来到东方闯荡之前，不过是阿姆斯特丹众多造船厂里一个普普通通的造船与修船工人罢了。
而且肯定还不是那种真正有本事的大工。
因为真正有本事的大工，或者说真正优秀的造船工人，即便是在阿姆斯特丹这个遍地船厂最不缺造船工人的地方，也一定是很吃香的。
不过即便是这样，这个德莱福尔对于大沽口造船厂来说，也已经是一个宝了。
当杰莱米亚斯?范?弗里特带着德莱福尔等人，辗转反侧来到天津大沽口船厂之后，沈廷扬带着荷兰传教士范德烈这个翻译，领着他们直接来到那一堆堆从加利恩号拆下来木料面前，一个个地，询问他们各式木料的材质、位置、用途与尺寸。
德莱福尔从一堆红毛鬼子之中，迅速脱颖而出，最终成为了大沽口造船厂唯一一个真正拿到月俸二百八十块崇祯银圆的大匠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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