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崇祯皇帝以大明皇帝的身份，尤其以如今正在恢复的大明国势，自是没有必要亲自出面，去接见来自对马藩的小小使者。
即便是德川幕府派来了使者，让理藩院或者是礼部官员出面见上一见，已经算是不错了。
毕竟对马藩相比于大明，简直是个芝麻绿豆大点儿的地方，不仅从来也没有与大明朝有过朝贡的关系，而且当年因为倭患的原因，与大明朝还是敌人。
毕登翰带着来自对马藩的这两个人来到京师，前往理藩院报备接洽的时候，不管是理藩院还是礼部，都不怎么待见这几个人。
就是在这种礼部与理藩院官员不解的情况下，崇祯皇帝降尊屈贵地迅速接见了这些人。
如今的崇祯皇帝对于以大明皇帝之尊接见这样的外藩使者，是不是降尊屈贵不对等之类的说法，并不怎么在乎。
只要对大明朝有利的事情，就是再小再微不足道，他也愿意去做。
之所以如此，倒不是他喜欢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
而是如今包括理藩院在内的六部职司衙门，还没有能够令他比较放心并且可以很好地处理这类海外事务的人选。
现在，在处理外藩蒙古部落的问题上，崇祯皇帝已经在理藩院内收拢了一大批足以胜任的人物。
除了恭顺侯吴惟英之外，还有被俘归降的原鄂尔多斯济农、今一等奉恩侯额璘臣，以及原察哈尔窦土门固山、今理藩院蒙古副使多尔济达尔罕等人。
这些人物，对于蒙古外藩部落的认识，自然远远高出于大明朝朝堂之上的那些文官武将，不仅可以给崇祯皇帝提供适合蒙古外藩的建议，而且崇祯皇帝也可以放心让他们独当一面或者充任使节，去接见、招抚或者联络其他蒙古部落首领。
在朝鲜问题上，也是如此，不仅有了理藩院副使姜曰广这种多次出使朝鲜的官员，而且还有驻朝的张溥、乔启泰等文武官员，以及安东侯毛文龙、平壤伯刘兴祚等人，涉及朝鲜的事务可以让这些人去办理。
甚至包括在接触建虏后金国的问题上，如今只要崇祯皇帝有这个打算，也有好几个人选可以使用，比如说仍然作为内臣留驻在锦州的司礼监随堂太监郑之慧，再比如兰妃的弟弟满珠习礼。
甚至到了关键时候，那个被毛维张从东江镇一路带来京师的奴儿哈赤的幼子即第十六子费扬果，都可以利用得上。
如今海兰珠的弟弟，出身于科尔沁左翼博尔济吉特氏的满珠习礼，早已主动剪去了丑陋的金钱鼠尾，成为了理藩院行人司的一名行人。
至于被毛维张带来京师的那个十一岁的老奴幼子费扬果，崇祯皇帝只是在接见毛维张的时候，让人将他领进宫来看了一眼，然后就传谕让锦衣卫带着这个费扬果，前往山东曲阜的衍圣公府去了。
崇祯皇帝的口谕，当然没有说明费扬果的真实身份，只说这是外藩王公送来大明学习四书五经礼乐制度的质子，从今往后数年寄养在曲阜衍圣公府，令衍圣公府好生看护教导，务令其通晓天朝礼仪云云。
崇祯皇帝的这个做法并没有公开进行，只有锦衣卫指挥使巩永固，以及当日在场的侍从五官、军机舍人们，还有锦衣卫经手的人员知道。
若非如此，怕是又要引起一番轩然大波了。
衍圣公府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存在，从北宋时候获得衍圣公的封号以后，从北宋、到南宋以及南宋时期位于北方的金国，一直到元朝、明朝，这个爵位和封号一直都由曲阜孔氏世袭罔替地继承了六百多年。
到了明朝灭亡之后，衍圣公府继续存在，并且继续获得满清的册封，然后又世袭罔替到后来的民国年间。
衍圣公府为什么能够挺得过这么多王朝的更迭而近千年屹立不倒？
除了历朝历代都尊奉孔子，使得孔子后裔的地位尊崇无比之外，剩下的就是衍圣公府在各个王朝更迭时期见风使舵的做法了。
自从受到北宋赵家人的礼遇和册封之后，衍圣公府为了保住家族地位，那真是女真人来了投女真，蒙古人来了投蒙古。
而投靠了这些外来的异族统治者之后，衍圣公府一切照旧，也得到了这些异族统治者的礼遇。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先例，所以后来满清入关了之后，连南明政权还没有消灭呢，曲阜的衍圣公府就抢在前面投了满清。
从此之后，孔家人心安理得地剃发易服，继续稳稳地做着满清的衍圣公，又做了将近三百年。
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显赫家族来说，这是他们的生存之道。
选择趋利避害，当然无可厚非。
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或者说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来说，实在是有点对不住衍圣公这个封号以及他们祖先教导别人遵守的仪轨。
孔子本人的在天之灵，要是知道他的后世子孙每到华夏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都是这种屈膝事虏的表现，恐怕这个在天之灵也要被气死多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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