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拉特部的首领吉仁泰，杭锦部的首领苏赫巴鲁，西乌拉特部首领色棱，还有被特旨留在了伊金霍洛地区继续守卫成吉思汗陵寝八白室的达尔扈特部首领哈撒尔格日勒，在李邦华带着各路大军收复河套的过程中，见风使舵地投靠了大明朝。
这些原本不起眼的边缘小部落，因为投靠的时间比较晚，而且只是跟着大明朝的军队打了一些顺风仗而已，所以只得到了卫指挥使的官职。
包括总共只有定额五百户，男女老少加起来总人口也才四千余人的达尔扈特部，也因为地位的特殊性，不仅被留在了伊金霍洛原地，而且单独设了一卫。
并由五百户达尔扈特人自己，推选出一个名叫哈萨尔格日勒的世袭达尔古（主持献祭之人），出任了达尔扈特卫的指挥使。
除此之外，达拉特部改称为达拉特卫，其部首领吉仁泰被封为达拉特卫指挥使。
而杭锦部这个被蒙古人征服并同化了的突厥色目人部落，则改称为杭锦卫，其部首领苏赫巴鲁被封为杭锦卫指挥使。
西乌拉特部则改称乌拉特卫，其部首领色棱被封为了乌拉特卫指挥使。
拥有了大明朝廷封赏的官职，也就拥有了每年的年赏和封贡互市的机会。
而按照以往大明朝针对蒙古外藩的惯例，这些蒙古外藩要想顺利拿到每年的年赏，以及顺利地与大明朝进行封贡互市的贸易，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那就是在每年正旦大朝会的时候，前往北京进行朝觐和进贡，表示对于大明皇帝的忠诚。
这个条件，对于如今在草原上“群龙无首”而且穷困潦倒的蒙古部落来说，当然没有任何的心理障碍。
乌兰哈达山城的传说，早已传遍了漠南草原上从东到西的大小蒙古部落。
如今不光是东边的库伦部、多伦部，分别在大明朝辽东督师府和宣大总督府的支持下，学着喀喇沁部的做法，在各自驻牧的草原核心地带修筑坚固的城堡，就连达拉特卫、杭锦卫、乌拉特卫，这些被封在朔方镇守府和九原镇守府之下的蒙古部落，也开始寻求大明的支持，在各自新得的广阔草原之上，捡那依山傍水的险要之地修筑城堡了。
因为他们这些顶在朔方以西，或者九原以北地区的新封蒙古卫所，要么直面着漠西蒙古部落骑兵的威胁，要么直面着漠北蒙古骑兵的威胁。
若是没有坚固的城堡可以依靠，他们的命运，就将完全取决于身后的大明军队。
这些部落首领之前虽然已经归附了大明，但却依旧在处心积虑地想着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也想牢牢地守住自己分得的广阔草原。
他们以为有了坚固的城堡可以坚守之后，自己不仅对于漠西或者漠北蒙古部落的侵袭有了抵抗之力，就是对于身后的大明朝军队，也能拥有一定的自保之力。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不管是曹文诏，还是刘肇基，甚或者是河中巡抚孙传庭等人，对于他们想要在草原上修筑城堡的想法，不仅不反对，而且都表示了支持。
只是安远伯曹文诏的朔方镇守府，正在后套平原上的中心地带（后世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磴口县以北），即黄河几字型的西北角上，修筑朔方堡。
而刘肇基的九原镇守府，正在依托包克图（后世内蒙古包头市）的土城外一片高地上另外修筑九原堡，都没有多余的人力、工匠和资源，来全力支援他们。
包括河中巡抚孙传庭、河中镇总兵官贺时雨以及河中都指挥使李昌龄也只是口头支持。
自从鄂尔多斯诸部蒙古人离开河套之后，孙传庭等人，就开始在河中的东胜城等地以工代赈，督率河中地区的大批军民百姓，修筑东胜前后左右中五卫的卫城。
新建的东胜五卫，主要是用来迁移和安置原来属于延绥镇的大量营兵和榆林卫沿边三十六堡的世袭卫所兵们，以及随军北迁边外河中的原延绥镇营兵家属和榆林卫世袭的卫所军户们。
其中，孙传庭以东胜卫的旧址故城，即后世内蒙鄂尔多斯市，作为东胜中卫的卫城，同时成为河中巡抚衙门与河中镇总兵府的驻地。
同时，孙传庭以原延绥镇东路边外的原东胜右卫旧址，即十二连城（后世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重建东胜右卫治所，并以重修后的十二连城古城，为东胜卫右卫的卫城所在地。
此外，以原榆林卫的卫城榆林城，作为新建东胜卫后卫的卫城所在地。
那些出身榆林卫军户却又不愿意将家族北迁边外的陕北将门世家，其家族的军籍，则继续编入设在榆林城的东胜后卫。
比如尤世威家族、王世钦家族、侯世禄家族等等，这些出身榆林卫将门世家的人物，其本人并不在原来的延绥镇，即现在的河中镇做官，而且都是身居高位的将帅，对于这些人，别说是孙传庭了，就是崇祯皇帝，也不会硬要这些人将其世居在榆林的家人和族人，迁到长城以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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