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能力方面，岳飞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鲍鸿所在那个时代就流行‘韩白李岳’的说法，对岳飞的评价非常高。
之所以将他们并称四大，而没把历史上的其它名将排在一起，主要是指这四位将军，不仅仗打得好，最主要的是有平定天下的方略，对军队有着绝对的个人控制权，能左右当时的大局，而非只是执行君主的决策。当然，岳飞在左右时局这方面差一点，能与前三位并称，更多的是看重他的精神。
就这方面来说，岳飞的业绩不可磨灭。他表达了被侵犯民族的要求，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坚持了抗金的正义斗争，为汉民族的文明绵延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岳飞联合抗金军民一道，保住了南宋半壁河山，使南中国人民免遭金人的蹂躏，从而保住了高度发展的中国经济和文化，并使之得以继续向前发展。
不过他的问题也是众所周知的，不管是说愚忠愚昧也好，无脑耿直也罢，其实就是那么一回事情。
其实真要说他不明白那些吧也不一定，或许纯粹是一直以来儒家宣传的精忠报国的思想起作用了，所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个意思。
但是不得不说，这种做法其实并不可取，要是不他运气好，一辈子都没有出头的机会，更不用说什么驱除鞑虏之类的了。
却说当年靖康之耻之后，康王赵构在应天府即位，是为南宋高宗，改元建炎。赵构虽起用了抗战派名臣李纲为左相，但仍旧对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等人颇为器重。赵构采取黄潜善等避战南迁的政策，预备南行“巡幸”，欲退避到长安、襄阳、扬州等地。时年25岁的岳飞得知这个消息，不顾自己官卑职低，披肝沥胆，向宋高宗赵构“上书数千言”，其略云：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吾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
然而，他的耿耿丹心只换得“小臣越职，非所宜言”八字批语，并且被革除军职、军籍，逐出军营。
这就是典型的太耿直了，古往今来有那个因为越级上书而被提拔任用的？就算是偶尔有一两个，也就是上书内容之中蕴含了大道理，的确是有大才，这才任用的。
因为任何一个体制，最讲究的一点就是规矩，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小到一家一户，大到官衙朝廷都是如此，如果因为这个而提拔他，那么大家纷纷效仿，要不要也提拔呢？
岳飞的抗金决心并未因此动摇。南宋建炎元年八月，岳飞渡河北上，奔赴抗金前线——北京大名府，经过河北西路招抚使干办公事赵九龄推荐，会见了当时“声满河朔”，正多方收揽英才抗金的招抚使张所。这是他第四次从军。张所知悉岳飞的遭遇后，十分同情，便留他在“帐前使唤”。
由于岳飞的非凡见识、高超武艺，张所终于决定破格提拔他。先是“以白身借补修武郎”，继而又升为统领，后又升为统制，分隶于名将王彦部下。
然而高宗、黄、汪等为了向金人乞和，有意打压朝中的抗金力量：先是坚决主张抗金的李纲被罢相，继而张所也因从前曾弹劾黄潜善而遭贬谪发配岭南，最终死于贬途。被张所派去收复卫州等地的王彦、岳飞一军，也因河北西路招抚司的撤销而成为孤军。
王彦驻军卫州新乡县的石门山，为集结金军所包围，因此谨慎出战。岳飞有些年少气盛，责备王彦胆怯：“二帝蒙尘，贼据河朔，臣子当开道以迎乘舆。今不速战，而更观望，岂真欲附贼耶！”率领部下擅自出战，攻占新乡县。金军误以为王彦、岳飞军是宋军主力，于是抽调各路人马，云集新乡，准备与宋军决战。王、岳军仅七千人，被金军围困，在突围中溃散了。岳飞与王彦不和，自率部转战太行山区，其间曾多次袭击金军，生擒金将拓跋耶乌，刺死敌酋黑风大王，迫使金人暂时退却。
李纲罢相后，东京开封府的留守宗泽就事实上成为抗金的中心人物。宗泽和北方的民间自发抗金武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收编了号称百万人的大军，积储了足供半年食用的粮草。泽委任王彦为“制置两河军事”，王彦便派人命岳飞所部“赴荣河把隘”。
岳飞和王彦难以共事，便决定率领部伍南下东京开封府，再次接受宗泽的领导。宗泽珍惜岳飞的才干，体谅他的爱国之心，原谅了岳飞的违反军纪（指率队离王彦之事），留在营中听候差遣。
对于这种行为，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好说的，民间你这么说也就罢了，说他是为了民族啊，为了百姓啊等等，放到军伍之中就是扯淡，你要干嘛？你要做有思想有理想的军队？那到底是谁说了算？
虽然说法理不外人情，问题是在军务这个事情上面，越是掺入人情，越是容易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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