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赐搬出节俭皇帝汉文帝来告诫灵帝，要多学习先帝爱惜民力、拒绝修建露台的光辉事迹。
汉灵帝听了，放弃修建园林的计划。这时候的汉灵帝，还是有良知的。
可是，一伙小人出现了。
闲聊的时候，汉灵帝向身边的侍中任芝、乐松发牢骚。皇帝日子也不好过，既不能修建园林，又不能随意骑马打猎，没有什么好玩，日子实在无聊。
任芝和乐松说：“当年，周文王的园林，方圆一百里，老百姓还嫌小；可是齐宣王的园林，只有方圆五里，人们都嫌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周文王能够与民同乐啊。如今，只要大王能够与民同乐，那么，修建两个园林又有什么关系呢？”
汉灵帝一听很开心，就下令修建园林了。
任芝和乐松，是两个非常典型的官场老油子，大奸臣。一个奸臣最大的特征，就是不分好坏对错，一切以领导的喜好为宗旨。当然，有的人是坏人，是恶人，但是还算不得是奸臣。比如说董卓之后的郭汜李傕，都只能说是乱贼，因为两个人没脑子。可是任芝和乐松不一样。他们表面上没有劝汉灵帝去做坏事，实际上却把汉灵帝往沟里带，打着学习圣贤的名义干祸国殃民的事情。
汉灵帝，就是被一群这样的奸贼给惯坏了。
当然，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汉灵帝本人也不是什么好鸟。汉灵帝本性不正，于是任芝一挑唆，汉灵帝就调转方向学坏去了。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家伙太有能耐也不是一件好事，要是汉灵帝被窦武他们压制的时间长一点，有过一段时间郁郁不得施展的经历，经历过一段艰苦朴素的生活，那么回头就算是上位了那也不会肆意妄为了。
开国皇帝自然不用多说，被吕后压着的文帝直接大大发展大汉的经济民生，与儿子开创了文景之治。回头是被霍光压制的刘病已，史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可谓中兴”……
而窦武那些家伙丫的一年没到就被灵帝拿下了，然后灵帝发现大权在握就没啥事情了，所以爱干啥干啥，为所欲为，随心所欲喽。
至于什么十常侍之类的，说什么‘认父母’不如直接说‘保姆’算了，说白了就是负责帮着他享乐的而已，根本上来说，他们的小命都牢牢地捏在灵帝手里好吧，要弄死你跟玩似得。
然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之前不管是什么十常侍也好，何进也罢，其实根本上来说都不可能有‘造反’的机会的，哪怕是何进真被封为所谓的大将军，统领天下兵权，他要敢开口说造反，分分钟士卒直接反过来砍死他。
但是到了这个局面下，一般级别的彻侯也就罢了，毕竟不算什么大势，就算是让他们沿袭爵位也没啥，但是到了那种在仕林乃至是民间有巨大声望的家伙，跑出来说汉灵帝这家伙昏庸无道，真要来什么清君侧乃至是另立明君之类的，汉灵帝还真有点担心的。
要知道，前面他可是废了一大堆‘忠心耿耿’的‘党人’，讲道理那些丞相之类的也算是那个阵营的人物，要是对于灵帝的政策有意见，那绝对是大问题。
东汉桓帝、灵帝时，当权者分为宦官、外戚两派，交替专权。宦官党有侯览、曹节、王甫等，他们任用私人，败坏朝政，为祸乡里，如侯览曾夺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顷；其兄谋财构陷无辜，聚敛上亿的财富。相对而言，外戚一党的窦武等人却比较清正，因此贵族李膺、太学生郭泰、贾彪等人与外戚一党联合，对宦官集团进行激烈的抨击。这些人通常被称作士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士大夫。
此时的士大夫和贵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结的。这一个出于战国之世贵族好养士，士人好奔走的习惯，一则出于此时选举上的需要。当时的宦官，多有子弟亲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则居乡恃势骄横。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动舆论反对他，正是立名的好机会。士大夫和宦官遂势成水火。这一班好名誉好交结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标榜，互相结托。京城里的大学，游学者众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为他们聚集的中心。结党以营谋进身，牵引同类，淆乱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忌。
当时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这一个罪名，则一网可以打尽，这是多么便利，多么痛快的事！宦官遂指当时反对他们的名士为党人，劝桓帝加以禁锢，后因后父窦武进言，方才把他们赦免。桓帝崩，无子，窦后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孙灵帝。太后临朝。窦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于窦氏的陈蕃，做了太傅，则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谋诛弄权的宦官，反为所害。太后亦被迁抑郁而死。灵帝年长，不徒不知整顿，反更崇信宦官，听其把持朝政，浊乱四海。而又一味聚敛奢侈。此时乱源本已潜伏，再天天给他制造爆发的机会，遂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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