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叫积重难返，有个道理叫做历史的必然性甚至是王朝周期论。
鲍鸿是处于历史下游的先知先觉，而刘伯温、高颎等虽然没有先知先觉，但是其本身的政治敏感性让他们能够洞察到这其中的问题。
事实上来说，觉察这个问题压根不是什么难事，重点是各种解决问题的操作都不能消除这个问题，这也导致了虽然长短不一，却依旧没有政体能够逃脱王朝周期论的怪圈。
从战国到秦到西汉，国家强力粉碎了原有的宗族组织（氏族封国等等），将每个人和家庭原子化后再重新进行编排控制。在这个体系下，最理想的社会形态就是分散的一个个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小家庭构成王朝最基础的统治单元。
国家通过向下派出的层层官员最终直接控制每个小家庭，向其征收赋税，征发劳役，并为之提供秩序和自耕农家庭自身无法生产的生活必须产品，比如，盐、铁器等。这样，政权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都得到最大保证，王朝上下将不存在政府控制之外的社会力量。
但从皇帝到帝国官员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将社会保持在分散的自耕农小家庭组成的状态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直接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注定生产效率低下，而可以动用大量人力，在大面积的农田中进行集约生产的大型家族在农业生产效率上更高，从而在生产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因此，只要国家不主动干预，分散的小农们自然地会趋向以血缘为纽带依附在核心大家族周围，形成更大的集团。这就是一直让秦汉政府头疼的“豪强”。而豪族们因为集聚了相当多的人口，从而形成了相当大的势力，这种实力却是在帝国政府的直接控制之外。
他们宗族强大，武断乡曲，兼并土地，役使贫民，成为瓦解小农社会从而破坏帝国基础的危险力量。这是帝国无法容忍的。豪族的存在，就是民间社会向政府对社会的直接控制的挑战，是任何官方政权都不能容忍的。
因此，打击豪强，一直是西汉政府的一大要务。
西汉用酷吏，设刺史，直接打击不法豪强，收到一定效果，但抑制豪强势力发展的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实行“徙陵”制度。使得各地豪强不能充分发展壮大。
西汉的皇帝继位后就开始为自己准备陵墓，而与之相匹配，西汉前期“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形成在皇帝陵园的奉陵邑。用这样动辄割一遍豪族韭菜的做法，试图使得各地豪族不能充分发展壮大。
但是，大势是无法扭转的，随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豪强”越来越多。
西汉政府不得不面对现实：豪强的出现制止不了，只能接受它的存在。
于是，汉元帝开始，迁徙豪强的徙陵制度便告终止。西汉统治者终于正视了豪族遍地开花的现实。汉元帝以后对豪族势力的妥协退让，虽然缓解了朝廷同豪族的矛盾，却助长了豪族势力的发展。
豪强的发展就直接带来了上面所说的后果：兼并土地，役使贫民，瓦解小农社会。因土地兼并而导致大量农民破产沦为奴婢，成为西汉中后期的不解之症。
而这些问题到了最终就是国家矛盾不可调和，最终彻底引爆的根本原因所在。
土地兼并，役使贫民，瓦解小农社会，最重要的是最终导致农民就算承租土地耕种都无法养活自己，没饭吃怎么办？造反把土地抢回来呗！
可以说不仅仅是现在的豪强，接下来魏晋隋唐的世家，大明时期的地主等等都是一样的东西，统治者一直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却根本无法根治这个问题。
哪怕是隋唐时期通过科举等弄死了豪强的加强版世家，世家豪强的基础单元地主却依旧是根深蒂固。
西汉末，王莽篡汉也是这一矛盾积重难返无法解决的结果。这也是王莽执政后所面临的最棘手问题。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直接限制豪强兼并土地，西汉早就试过，除了引来豪强的反对和反扑外没有更多作用。为此，王莽采取了曲线的“王田”、“私属”措施。
利益受侵者的反抗是自在意料之中的事。王莽依靠儒学理想解决社会矛盾的美梦破灭了。
于是，以反莽为名两汉之际的社会大动荡开始了。各个阶层自觉自身利益受到损失的豪强、州郡长吏、百姓乃至奴婢群体四处并起。
这一波其实本质上和现在的形势没有太大的区别了，甚至当今地方豪强的势力已经远远在西汉末的那些人之上了。
何以见得？或者说何止与此？
生活在西汉、新莽乱局中的政治玩家们，却是身处历史迷雾中的一群可怜虫：在他们的课本里，没有相似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遂只好用试错法瞎蒙。持大义理想的书呆子、打私利算盘的旧贵族、随波逐流的放牛娃等诸色人等，先后登场试弈这个“珍珑”棋局可他们或嗔或迂，或贪或愚，要么丝毫不懂得妥协，要么毫无原则地妥协，最终遂都为豺狼所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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