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视财如命的人来说，眼睁睁地看着自家钱财流入那些当兵之人手中，简直就是割肉之痛。于是乎，裁减下来的军队便能迅速投入到农田劳作之中，为老爷们开垦荒地、种植庄稼，如此一来，既节省了军费开支，又增添了农业劳动力，真可谓是一箭双雕之举。
然而，至于朝廷是否会因此遭受外敌威胁，这显然并非那些地主大老爷们所关心之事。即便改天换日、改朝换代，他们依旧能够继续过着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生活，丝毫不受影响。毕竟，无论谁坐天下，都离不开他们雄厚的财力支持和土地资源。
其二、确定保举之法。
朱允炆刚刚继承皇位不过短短五日，那些心急如焚的文官们便迅速抓住机会，以“内外缺官”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急切地抛出了他们精心谋划已久的保举法。仿佛早已等待这一刻多时，迫不及待地想要将其付诸实施。
事已至此，保举法的推行似乎已经势在必行。无论是那些地位卑微的小吏，还是普普通通的乡村百姓，甚至连因受到牵连而被迫充军之人，无论数量多寡，都可以凭借他人的保举前往吏部谋求官职。如此宽松的条件和广泛的范围，使得人人皆有机会踏入仕途。
那么，究竟是谁拥有这般权力能够对这些形形色色的人进行保举呢？答案不言而喻，自然是非文官莫属。就这样，随着保举法的施行，一个规模宏大且紧密相连的利益共同体即将应运而生。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可谓休戚与共、荣辱一体。在这种情况下，吏治怎能不走向腐败堕落之路呢？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那位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于谦大人，竟然也倾向于恢复古老的周礼，并对保举法表示出一定程度的推崇。或许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考量，但这无疑给原本就错综复杂的局势又增添了一层迷雾。
其三，裁撤各衙门的检校。想当年，明太祖朱元璋特意设置了一个名为“检校”的职位，其设立初衷乃是为了严密地监督各级官员。
这些检校日常所从事的工作，便是四处刺探各个衙门中的官员是否存在处事不公或是违反纪律法规等状况，一旦有所发现，便会立刻向上级禀报。正因为如此行径，使得那些文官们对他们简直是咬牙切齿、痛恨至极。
如今新君刚刚登基即位，文官们便迫不及待地将所有的检校尽数裁撤。如此一来，再也无人能够对他们加以监管和约束，而底层的真实情况自然而然也就无法传递到皇帝的耳中。
古往今来，众多惨痛的历史教训无不昭示着一个道理：倘若失去了有效的监督机制，那么这些文官在行事之时必然会肆无忌惮、毫无底线可言。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朝政混乱不堪、官场腐败丛生，甚至可能危及国家的根基与稳定。
其四，将裁撤税课局与税课司。据不完全统计，在建文帝时期，朝廷总计裁减掉了多达一百零九个税课局以及四十一个税课司！要知道，在明代的时候，各府、各州所设立的税务部门被称作税课司，而县里设置的则称为税课局。
或许有些人会认为，裁撤这些收税的部门岂不是一件大好事？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可别想得太过天真了！难道这样做就意味着不再征收税款了吗？当然不是，税款依旧照常收取，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改由乡间的“里老”负责征收罢了。
那么，这里所说的“里老”究竟是什么人呢？实际上，他们就是所谓的里长。而这些里长往往都需要依赖当地的地主豪强才能维持其地位和权力。
如此一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原本掌握在朝廷手中的收税大权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落入了江南大地主们的掌控之中。倘若当年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未能取得成功，那么明朝末年那种朝廷无法收到足够税款，而江南地区的地主却能够富得流油的状况，恐怕将会整整提前两百年来临！
第五点，必须要强调对文官的重视以及对武将的压制。遥想当年洪武时期，无论是亲王、勋贵还是武臣，其地位和权势皆凌驾于文官之上。然而，随着老皇帝驾崩，局势瞬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文官们犹如脱缰野马般迅速崛起并张狂起来。
他们不仅将六部尚书的官阶由正二品一举提升至正一品，更是将布政使一职从原本的从二品拔高到了正二品。如此一来，文官们得以彻底掌控朝堂上的话语权，而曾经威风凛凛的武勋们则被压制得几乎无法喘息。
当燕王朱棣发布移檄天下之际，他毫不留情地对这种状况予以严厉批判。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今圣上已然沦为文官手中被操控的提线木偶，毫无自主之权。
其中，那位齐尚书、黄太卿以及左班的众多文职官员无疑皆是祸国殃民的奸臣贼子！他们全然不顾祖宗定下的法规制度，肆意妄为地作恶多端。
更为可恶的是，这些人牢牢把持着奖惩与任免等重要权力，致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如今，放眼天下，众人皆知有齐尚书此人，却似乎忘却了尚有高高在上的皇帝存在。这般局面，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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