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的各级官府衙门内，气氛却显得格外压抑与诡异。地方官员们听闻起义的消息，一个个如坐针毡，他们心中有着双重的恐惧。
一方面，他们深知朝廷的严苛，如果这股起义的风潮不能迅速平息，一旦追究起责任来，自己必定会遭受严厉的制裁，仕途乃至身家性命都将毁于一旦。
另一方面，他们看着那些饥寒交迫的农民，心中又怀着一丝侥幸，暗自幻想或许等到来年夏收之后，这些为了一口吃食而被迫起义的农民们，能够因为有了新粮的收获而自动解散，回归到各自的家乡，继续过着往昔那种虽贫苦却安稳的日子。
“这乱事一起，怕是要捅破天了，朝廷那边定会严查，咱们的脑袋可都悬在裤腰带上了。”一位年长的州官面容愁苦，声音沙哑地说道。
“哼，那些泥腿子，不过是饿了些，能成什么气候？等熬过这阵，来年有了收成，自然就散了。”一位年轻气盛的县令接话，可那话语里虽带着不屑，眼神中却难掩一丝慌乱。
“你说得轻巧，如今他们闹得这般凶，如何能挨到来年？若再不想办法，怕是祸事将至。”一位武官出身的都司皱着浓眉，大声呵斥道。
“都司大人，您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您手底下有兵，自然不惧。可我等县衙，就那几个衙役，能顶什么用？”一位知县不满地嘟囔着。
“莫要再争吵，当务之急是要想个法子应对。是该安抚，还是镇压，总得有个章程。”知府终于开口，试图稳住局面。
“安抚？拿什么安抚？府库空虚，无粮无银，拿空话去哄那些饥民吗？”一位通判冷笑着反问。
“若要镇压，兵力又不足，且一旦动武，死伤必多，朝廷若追究起来，谁能担此罪责？”另一位推官忧心忡忡地说道。
“那依你之见，就这么干等着？”都司瞪着眼睛，有些恼怒。
“我看，不如先派人去与那些起义的头目谈谈，许他们些好处，劝其归降。”一位县丞小心翼翼地提议。
“你这是痴人说梦，他们如今势头正盛，怎会听你几句空话就归降？”年轻县令不屑地驳斥。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不成坐以待毙？”一位主簿急得直跺脚。
孙大人眼睛一亮，似乎想到了什么：“诸位大人，我想或许可以先暗中组织些乡勇，进行防御，尽量不让事态扩大。”
赵大人摇摇头：“孙大人，这不过是权宜之计。乡勇能有多大作用？若真遇大股起义军，无异于螳臂当车。再说，这几个月谁能担保不出事？”
钱大人搓着手：“但除此之外，我们似乎也别无他法。除非……朝廷能及时拨下救灾粮款，安抚百姓，可这……”
众人皆沉默，他们深知朝廷如今财政紧张，拨粮款之事希望渺茫。
赵大人长叹一声：“罢了，先按孙大人所言，组织乡勇吧。再派人密切关注起义军动向，若有机会，或许能与他们的首领谈谈，劝其归降。”
钱大人质疑道：“谈何容易？那些人如今已对官府恨之入骨，怎会轻易归降？”
孙大人接话：“不试试怎知？总好过坐以待毙。也许许以重利，给些承诺，他们会心动。”
赵大人无奈地耸耸肩：“也只能如此了。但愿天可怜见，让这风波早日平息，否则，你我皆在劫难逃。”
然而，现实却不会因为他们的掩耳盗铃而有所改变。
农民起义的声势如同汹涌的潮水，一天比一天高涨。
那些衣衫褴褛却眼神坚定的起义农民们，在三秦大地的山川沟壑间穿梭，他们的队伍不断壮大，所到之处，官府的权威被彻底撼动。
崇祯皇帝大为震怒，立即下旨令兵部查核此事。兵部领旨后，迅速展开调查，然而在调查过程中，却发现地方官们之间相互推诿扯皮，混乱不堪。
陕西巡抚胡廷宴为了推卸责任，声称是延绥巡抚岳和声管辖的边兵作乱，仿佛这一切都与自己毫无干系。
延绥巡抚岳和声听闻后，自然不肯背这个黑锅，赶忙辩解说是陕西内地的饥民为“盗”，与自己的边兵毫无关联。
陕西巡按御史吴焕在给朝廷的奏疏中，对这两位巡抚的行为深感不满，他愤怒地写道：“早在七月白水就发生了起义事件，当时就可以看出大多是本地的饥民，而并非边兵。”
“而如今上报的盗贼都是装备精良的骑兵，动辄七八千人，如此庞大的规模，完全是两位巡抚的推诿隐瞒，才导致事态发展到如今这般严重的地步。”
在朝廷的朝堂之上，气氛也是异常紧张。崇祯皇帝面色阴沉地坐在龙椅上，目光冷冷地扫过殿下的群臣，说道：“陕西盗乱之事，朕已命兵部查核，然地方督抚相互推诿，成何体统！”
就在朝廷官员推卸责任的时候，崇祯年间的灾荒，已经演变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甚至将人性之恶，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
往昔的灾荒，虽也极度悲惨，但至多不过是听闻路上饿死之人接连不断，家庭因饥饿难捱，无奈之下只能交换子女来果腹，劈开尸骨当作柴薪来煮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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