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农民起义的烽火越燃越烈之际，朝廷大臣们又一次将目光聚焦到了统一事权这一关键问题之上。
彼时，义军在各地的活动可谓是“流突无定”，他们的身影穿梭于大江南北，行踪飘忽不定，令明朝官军疲于奔命。
朝堂之上，大臣们忧心忡忡，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他们一致认为，义军之所以能够如此肆意纵横，关键原因在于“各镇、抚事权不一，互相观望”。
当时，明朝的军事体系中，各镇总兵与巡抚各自为政，他们虽手握兵权，却缺乏统一的指挥与协调。
一旦面对义军的行动，往往是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愿意率先出击，生怕自己的兵力受损，让他人坐收渔利。
这种混乱的局面，无疑为义军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基于此，大臣们纷纷提议，“宜以重臣开督府，统摄诸道兵讨贼”。
他们认为，只有设立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督府，由一位重臣来统一指挥各道兵马，才能打破这种各自为战的僵局，形成强大的军事合力，对义军进行有效的围剿。
朱由检，这位身处风雨飘摇之中的明朝皇帝，在听取了大臣们的建议后，陷入了沉思。
他深知当前局势的严峻，义军的势力如野草般蔓延，已经对明朝的统治构成了致命威胁。
而统一事权，或许真的是扭转乾坤的关键一步。经过一番权衡，他最终同意了这个意见。
然而，在人选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大臣们纷纷推荐洪承畴，洪承畴在当时可谓是明朝的中流砥柱。
他长期在西北任职，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对农民起义军的作战特点也颇为了解。
在以往的多次战役中，他都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能力，成功地镇压了多起小规模的起义。他的威名，让起义军闻风丧胆。
然而，朱由检却有着自己的考量。他指出，陕西三边与蒙古部落相邻，地理位置极其重要。
洪承畴肩负着边防重任，一旦他离开，蒙古部落可能会趁机侵扰，边境将陷入危机。“未可轻易”四字，道出了朱由检对边防安全的深深担忧。在他看来，内忧与外患同样棘手，两者都不可忽视。
经过反复斟酌，朱由检做出了决定：“进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视贼所向，随方剿抚”。
陈奇瑜，这位原本任职于延绥的巡抚，凭借着自己在地方上的政绩和一定的军事才能，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他突然被委以如此重任，负责节制数省的文武官员，一时间成为了明朝剿灭农民起义的关键人物。
这一任命，标志着明廷为镇压农民起义而设立有权节制几省文武官员的总督职务之始。
它的出现，深刻地反映了起义农民的力量已经在长期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特别是起义军采取的流动战术，转战于各省之间，让明朝政府依靠任何一省的兵力都难以招架。
以往，起义军的活动范围相对局限，某一省的官军尚可凭借自身力量进行围剿。但随着起义军势力的扩张，他们不再局限于一地，而是灵活地穿梭于各个省份之间。
今天在陕西攻城略地，明日便可能出现在河南的土地上。这种流动性极强的作战方式，使得明朝各省的官军无法及时做出反应。
当一个省份的官军得到消息准备出击时，起义军早已转移到了另一个省份，让官军扑了个空。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明廷不得不做出改变，设立总督一职，试图整合各方力量，对起义军进行全面的围剿。
陈奇瑜上任后，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需要迅速熟悉各个省份的军事情况，协调不同地区的官军，制定出有效的作战策略。
他首先对各省份的兵力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统计。陕西，作为起义军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有着数量可观的官军，但由于长期的战争消耗，士兵们疲惫不堪，装备也亟待更新。
山西，地处中原要冲，其官军的战斗力参差不齐，部分士兵缺乏实战经验。
河南，作为中原腹地，是起义军频繁出没的地方，这里的官军在以往的战斗中损失惨重，士气低落。湖广和四川，地势复杂，地形多样，官军在应对起义军的山地作战时，往往力不从心。
陈奇瑜深知，要想取得胜利，必须先解决这些问题。他开始着手整顿军队，加强训练。
他从各地抽调精锐士兵，组成了一支核心部队，作为围剿起义军的先锋力量。同时，他还积极筹措军饷，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改善士兵们的作战条件。
在战略上，陈奇瑜制定了“随方剿抚”的策略。所谓“剿”，便是在起义军聚集力量、形成大规模部队时，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围剿；
而“抚”，则是在起义军力量相对薄弱或者出现内部矛盾时，采取招抚政策，分化瓦解起义军。
他认为，单纯的军事镇压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必须恩威并施，才能从根本上消灭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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