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的深秋，黄昏来得像一场阴谋。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沃洛金站在瓦西里岛第14线街7号锈蚀的铁门前。这栋七层小楼挂着“永恒青春科技”的铜牌，字迹崭新得刺眼，却从门缝里渗出一股地下室的阴冷霉味。他数了数口袋里的硬币——三枚，一枚五戈比，两枚十戈比，加起来不够买一杯热茶，但足够支付他失业四十二天后沉甸甸的绝望。他想起女儿娜塔莎昨天在电话里稚嫩的声音：“爸爸，幼儿园老师说，爸爸的工作是让云朵变成面包。”云朵？伊万苦笑，他连一片能蔽雨的云都抓不住。妻子莉莉娅在工厂三班倒，眼下的乌青像永远擦不掉的墨渍。这栋楼，是报纸角落一则小广告许诺的救赎：“高薪诚聘，年龄不限，共筑未来！”
门无声地滑开，像一张咧开的嘴。伊万踏入大厅，一股浓烈的、人工合成的柠檬消毒水味扑面而来，几乎让他窒息。头顶惨白的LED灯管嗡嗡作响，光线冰冷，把一切都照得毫无生气。没有前台，没有接待员，只有正对大门的墙上，挂满密密麻麻的奖牌和锦旗：“年度最具创新活力企业”、“青年才俊摇篮”、“效率风暴先锋”……金色的字在灯光下泛着油腻的光。更诡异的是人。整个大厅挤满了年轻人，清一色二十出头，穿着紧身T恤或廉价西装，眼睛亮得惊人，像被擦亮的铜币，却空洞得没有一丝阴影。他们人手一杯纸杯咖啡，咖啡是浑浊的深褐色，蒸汽袅袅，散发出一种甜腻到令人作呕的焦糊味。没有人交谈，只有键盘敲击声汇成一片令人头皮发麻的潮水——噼啪、噼啪、噼啪——急促、单调、永无休止，仿佛不是手指在敲键，而是无数甲虫在啃噬朽木。伊万下意识地寻找一张中年面孔，一个能让他感到踏实的存在，比如那些在街角修自行车、保温杯不离手的大叔。没有。一个都没有。也没有女人。没有系着围裙、头发微乱、惦记着去幼儿园接孩子的母亲；没有鬓角染霜、拎着菜篮、为晚餐汤锅发愁的大妈。这里只有年轻，一种被强行灌注、鼓胀到即将爆裂的年轻，带着一种非人的亢奋。一个瘦得像竹竿的小伙子端着咖啡杯匆匆走过，伊万瞥见他杯沿残留的唇印，竟泛着一层诡异的、油腻的绿光。小伙子对伊万咧嘴一笑，牙齿白得晃眼，眼白却布满蛛网般的血丝：“面试？三楼左边！快点，青春不等人！”声音尖利，像指甲刮过玻璃。
伊万的心沉了下去，像一块石头坠入涅瓦河冰冷的淤泥。他想起父亲临终前塞给他那个沉甸甸的铜质保温杯，杯身印着模糊的苏联国徽图案，杯盖内侧刻着一行小字：“茶要趁热喝，日子要踏实过。”父亲说，一个好单位，得有像他这样拎着保温杯、懂得在工间歇抽一口烟、聊聊孩子成绩单和土豆价格的老家伙。没有这些人，就像房子没有地基。可眼前这地方，连地基的影子都没有，只有这些被咖啡因和某种更可怕的东西点燃的年轻人，像一群在焚尸炉边缘跳舞的幽灵。他几乎想转身逃走，但口袋里硬币的冰冷触感，娜塔莎期待的眼神，还有自己镜中日渐稀疏的鬓角，死死钉住了他的脚。他深吸一口气，那股甜腻的焦糊味直冲脑门，硬着头皮走向楼梯。
三楼的空气更加凝滞。伊万被领进一间狭长的会议室，长桌尽头坐着两个面试官。一个是面色惨白的年轻人，名叫阿尔乔姆，黑眼圈深重，手指神经质地敲着桌面，像在弹奏一架看不见的、走调的钢琴。另一个是女人，叶卡捷琳娜，约莫二十五岁，妆容精致得如同面具，红唇像刚沾了血，眼神锐利如刀，却空无一物。她面前放着一杯咖啡，杯壁凝结着细密的水珠，那杯咖啡的颜色，比楼下更深，更浊，几乎像凝固的血液。
“沃洛金先生，”叶卡捷琳娜的声音像冰片刮过金属，“你的简历……有些地方，显得沉重了。”她指尖点了点纸上“三十八岁”和“十年机械维修经验”那几行字，嘴角弯起一个精确计算过的弧度，“在‘永恒青春’，我们只相信轻盈。像气球，像云朵。重的东西，会坠落，会生锈，会拖慢我们升腾的速度。你，能丢掉你的‘重’吗？”
阿尔乔姆猛地插话，语速快得像机关枪：“我们提供无限量的‘青春之泉’！提神醒脑，激发潜能！看！”他举起自己的杯子，深褐色的液体在杯中晃荡，映出他瞳孔深处一闪而过的、非人的幽绿，“效率！只有效率！加班？那是荣耀！是燃烧！我们墙上每一块奖牌，都是用不眠之夜熔铸的星辰！”他亢奋地挥舞手臂，带动一阵风，吹动了墙上一面锦旗，锦旗下角露出一小块污渍，形状像一只干瘪的、紧握的拳头。
伊万的手在桌下攥紧，指甲掐进掌心。他想起莉莉娅今早出门前塞给他的煮鸡蛋，温热的，带着家的气息。“我……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养家。”他声音干涩，“我只想修机器，或者做点实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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