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转至正统十三年（1448 年），宝钞的衰败之势愈发明显。明廷看着宝钞一路滑坡，心急如焚，仿佛热锅上的蚂蚁，试图做出最后的努力。为了挽救宝钞的颓势，朝廷出台了针对 “阻钞者” 的制裁措施，规定但凡有人拒绝使用宝钞进行交易，将受到严厉惩罚，妄图通过强制手段，让宝钞重新回到市场的中心地位。然而，此时的宝钞颓势已如强弩之末，难以挽回。这些制裁措施如同螳臂挡车，根本无法阻挡宝钞衰败的趋势。市场对宝钞的不信任已经根深蒂固，即便有严厉的惩罚，也无法改变人们的选择。
天顺以后，明廷眼见宝钞回天乏术，意识到继续强行维护宝钞已无意义，便不再出台任何强行维护宝钞的政令。与此同时，曾经对使用白银的禁令也因宝钞的衰落而形同虚设。在这种大环境下，朝野上下迅速做出反应，越来越普遍地使用白银进行交易。无论是街头巷尾小商小贩的日常买卖，他们用白银购买食材、布料等生活必需品；还是大商巨贾之间动辄上万两的商业贸易大宗交易，白银都凭借其稳定的价值、便于携带与分割等优势，成为了首选的支付手段。这一转变标志着明朝的货币制度发生了重大转折，彻底从以宝钞为主导的货币体系，过渡到以白银为主导的货币体系。从此，白银成为了明朝经济生活中的主角，深刻影响着国家的财政、贸易以及百姓的日常生活。
朱祁镇本人对白银的重视程度，从他在位期间的一系列举措中可见一斑。天顺四年（1460 年）四月，他精心挑选并分遣宦官前往浙江、福建、云南、四川等地。这些地方皆是当时白银产量较为丰富的地区，拥有丰富的银矿资源。他赋予宦官督办银课的重任，要求他们务必严格监督银矿的开采与冶炼，确保白银的产量与质量。同时，他明确规定了总额高达十八万三千余两的任务指标，这一庞大的数字充分显示出他对白银经济价值的高度认可。他试图通过官方力量，进一步加强对白银生产与流通的掌控，以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与增长。在他看来，白银作为重要的货币资源，掌控其产量与流向，对于国家的经济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
此外，朱祁镇还曾打起江南折粮银的主意。他命司礼监太监牛玉传谕户部左侍郎杨鼎，意图将江南的折粮银收入内帑，转而以其他税项收入作为武臣的俸禄。在他看来，江南地区自古以来便是富庶之地，鱼米之乡，折粮银数额巨大。若能将其纳入皇室财政，无疑能极大地充实内帑，增加皇室的财政收入，让皇室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各项开支。然而，杨鼎却坚决反对这一想法。杨鼎，这位秉持着公正与大局观的大臣，深知此举一旦实施，可能会引发一系列财政与社会问题。江南百姓本就承担着繁重的赋税，生活压力巨大。若再随意更改折粮银的用途，势必会加重百姓负担，引发民间不满。百姓们可能会因不堪重负而奋起反抗，从而危及社会稳定。同时，武臣俸禄关乎军队稳定，军队是国家的钢铁长城，若以其他不稳定的税项收入替代折粮银作为武臣的俸禄，可能会影响军队士气，导致军心不稳。而军心不稳则可能会危及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一旦遭遇外敌入侵，后果不堪设想。在杨鼎义正言辞的坚持下，朱祁镇最终权衡利弊，无奈放弃了这一计划。
在朱祁镇在位的漫长岁月里，除了要应对货币制度变革带来的诸多挑战，还有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横亘在他面前，那就是流民问题。因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的流民，逐渐成为明朝社会的一大痼疾。流民的产生，根源错综复杂。土地兼并是罪魁祸首之一，明朝中后期，贵族、官僚、富商等势力凭借其权势和财富，疯狂兼并土地。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强买强卖，将大量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据为己有。农民们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生活的根基，被迫背井离乡，踏上流亡之路。加之频发的自然灾害，如旱灾、水灾、蝗灾等，使得原本就脆弱的小农经济遭受重创。旱灾使得土地干裂，庄稼颗粒无收；水灾冲毁了房屋和农田；蝗灾则将庄稼啃食殆尽。更多百姓陷入绝境，为了生存，不得不离开家乡，四处漂泊。
大量流民的存在，犹如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他们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为了生存，他们往往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如偷窃、抢劫等，扰乱社会秩序。城市的街头巷尾时常能看到流民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身影，他们的存在让百姓们人心惶惶。同时，这也对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农业生产因劳动力的流失而大幅减产，大量农田无人耕种，杂草丛生。税收也随之减少，国家财政收入锐减。而财政收入的减少又导致国家无法投入足够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救灾等方面，国家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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