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我从昏迷中醒来，意识像沉在深井底的石块，被一根细线缓缓拉起。头顶是惨白的天花板，荧光灯管嗡嗡作响，像是有谁在耳边低语。我眨了眨眼，视线模糊，左腿传来一阵钝痛，像是被铁锤砸过又钉进了钉子。医生说，骨折，轻微脑震荡，但“你很幸运”。幸运？我扯了扯嘴角，没力气笑。
病房在市立医院三楼，靠窗的床位，窗外是灰蒙蒙的天，几片枯叶贴在玻璃上，像被什么东西死死按住。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低，女主播的声音平稳得近乎冷漠：“B17路公交车昨夜发生侧翻事故，司机昏迷，三名乘客轻伤，一人失踪——穿校服女生林小雨，至今下落不明。”
我猛地一颤，心口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
林小雨。
我记得她。
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路灯在水洼里碎成一片片昏黄的光。她穿着蓝白相间的校服，背着一个粉色书包，坐在第一排靠窗的位置。上车时她递给我一张学生卡，声音很轻：“叔叔，学生卡可以吗？”我点头，她笑了笑，系上了安全带。那根安全带，是我亲手检查过的，扣得严严实实。
可事故发生后，我忍着剧痛爬出驾驶座，一排排清点乘客。血、玻璃、扭曲的座椅，三个人受了轻伤，都被抬上了救护车。司机老张昏迷不醒，送进了ICU。可林小雨……她不见了。
没有血迹，没有书包，没有一丝挣扎的痕迹。就像她从未上过这辆车。
我闭上眼，试图说服自己：也许她根本没上车？也许是记错了？可那张脸，那声“叔叔”，那根被我亲手扣上的安全带，清晰得如同刻在骨头上。
夜深了，病房安静得能听见输液管里药水滴落的声音。我睡着了，或者说，意识沉入了另一种更幽深的清醒。
我梦见自己还在开车。
方向盘在手，雨刷器左右摆动，可窗外的街景却陌生得令人心慌。路灯昏黄，街道狭窄，两旁是低矮的老屋，墙皮剥落，挂着褪色的红布条。一座破败的牌坊横在路中央，上面写着“往生巷”三个字，字迹斑驳，像是用血写上去的。巷口挂满了白灯笼，随风轻轻晃动，灯笼上写着陌生的名字，纸面潮湿，仿佛刚从水里捞出来。
我无法停车，车像被什么力量操控着，继续向前。远处，一座红砖老楼矗立在雾中，楼顶竖着一块铁皮招牌，锈迹斑斑，写着“安宁殡仪馆”四个字。字是反的，像是从镜子里照出来的。
车缓缓停下，前门自动打开。乘客一个接一个下车，动作僵硬，脚步无声。他们穿着寿衣，脸色灰白，低着头，走进殡仪馆的大门。我回头，车厢空了，只剩我一人。
“叮——”广播响起，机械女声冰冷而清晰：“下一站，归途。”
车门缓缓关闭，我猛地回头，驾驶座后方，那个本该空着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女孩。
她穿着蓝白校服，书包放在腿上，头微微歪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她的脸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嘴唇却红得诡异，像是涂了口红。她冲我笑了笑，声音轻得像风：“叔叔，我还没下车呢。”
我惊叫出声，猛地坐起，冷汗瞬间浸透病号服，贴在背上冰凉刺骨。心跳如鼓，耳膜嗡嗡作响。病房里一片死寂，只有我粗重的喘息声。
我颤抖着手摸向床头柜，想喝水压惊。指尖刚碰到玻璃杯，却发现水面正微微震颤，一圈圈涟漪扩散开来，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水底轻轻敲击。
我低头看去。
杯底的倒影里，不是我的脸。
是一个女孩。
她穿着校服，长发贴在脸颊上，眼睛睁得极大，直勾勾地望着我。她的嘴动了动，没有声音，但我读懂了她的唇形：
“我还在车上。”
我猛地打翻水杯，水洒了一地，玻璃碎片四溅。倒影消失了，可那股寒意却顺着地板爬上来，缠住我的脚踝，一路向上，钻进骨头里。
那一夜，我没再睡。
天刚亮，护士来换药，问我怎么脸色这么差。我摇头，说做了个噩梦。她笑了笑：“这种事谁没经历过？你刚出事故，神经紧张很正常。”她走后，我盯着那滩水渍，忽然发现，水迹的形状，像是一双脚印，从床边一直延伸到门口。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幸运”。
接下来的两天，我总在病房里看到一些不该存在的东西。窗帘无风自动，像是有人刚从后面钻出去；走廊尽头的监控摄像头，总在凌晨三点十七分自动转向我的病房；护士站的排班表上，连续三天写着同一个名字：林小雨，实习护士。
可我问护士长，她摇头：“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人。”
更诡异的是，每当我闭眼，耳边就会响起那句广播：“下一站，归途。”声音越来越清晰，甚至盖过了医院的广播。我开始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医院，还是仍在那辆失控的公交车上。
第五天夜里，我决定查点什么。我拖着打石膏的腿，翻出事故当天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模糊，雨水拍打镜头，但能看清乘客上下车的画面。我快进到林小雨上车的那一刻——她刷卡，上车，走向第一排，坐下，系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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