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数过那十三声。
不是事后回想，不是事后补记——是当时就数着的。嗒、嗒、嗒……每一声都像一枚生锈的铜钉，被无形的手狠狠楔进我的耳膜深处，再顺着颅骨缝隙，一寸寸凿进太阳穴里。我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左手搭在扶手上，右手死死攥着包带，指节泛白，指甲陷进人造革里，留下四道细而深的月牙痕。车窗外，霓虹正一盏接一盏熄灭，整条街像被抽走了呼吸，只剩路灯投下拉长又扭曲的影子，在柏油路上缓缓爬行，仿佛活物。
这辆夜班公交，车牌尾号是“704”，司机姓陈，五十出头，左眉骨上有一道旧疤，斜贯至颧骨，像一条干涸的蚯蚓。他从不上报线路变更，也从不报站名，只用一只布满老年斑的手，反复按压方向盘右侧那个褪色的塑料喇叭按钮——“嘀——嘀——”，短促、钝哑、毫无起伏，像垂死者喉间最后两声气音。
孕妇第三次按铃，是在二十二点四十七分零三秒。
我亲眼看见她抬手——不是指尖轻触，而是整只手掌用力拍下去，掌心与金属铃盖相撞，发出“哐”的一声闷响，震得前排座椅靠背微微颤动。那声音太重，太急，太不像一个即将临盆的女人该有的力道。她穿一件墨绿色高领针织裙，腹部高高隆起，绷得发亮，肚皮上青色血管蜿蜒如古地图上的暗河。她没系安全带，腰背挺得笔直，像一尊被强行塞进车厢的陶俑，连呼吸都凝滞着某种不容置疑的威仪。
第一次按铃，司机没反应。
第二次按铃，他右手食指在方向盘上敲了两下，节奏与车外梧桐叶坠地的频率完全错位。
第三次——就是现在。
我盯着后视镜。镜面边缘已氧化发黑，中央却异常清晰。镜中，司机的瞳孔没有转动，没有收缩，甚至没有眨眼。他的视线牢牢锁在前方空荡的十字路口，可那路口明明红灯亮着，而车速纹丝未减。更怪的是，他右耳后颈处，有一小片皮肤颜色略浅，呈灰白色，质地僵硬，像贴了一小块陈年膏药。我曾在医院太平间见过类似的东西——那是尸斑初现前，皮下微循环彻底停滞时，渗出的第一层冷霜。
孕妇站起来了。
她没扶椅背，没借力，是直接从座位上“浮”起来的。裙摆垂落，脚踝纤细得令人心悸，一双漆皮尖头高跟鞋，鞋跟足有九厘米，鞋尖缀着一颗浑圆的仿珍珠，在车厢顶灯下泛出幽微的、非自然的冷光。她开始往前走。
嗒。
第一声。鞋跟叩击水泥地板，清脆，利落，毫无拖沓。
嗒。
第二声。我听见自己左耳鼓膜随之共振，嗡鸣不止。
嗒。
第三声。前排一个戴耳机的年轻人忽然摘下耳机，茫然四顾，嘴唇无声开合：“谁在敲？”没人应他。他重新戴上，可三秒后又猛地扯下——耳机里，只有同一段音频在循环播放：嗒、嗒、嗒……正是这脚步声，但比现实中快半拍，像磁带被拉长后又倒放回来。
我数到第七声时，胃里翻涌起一股铁锈味。不是幻觉。我尝到了。舌尖抵住上颚，咸腥黏稠，像刚舔过解剖室不锈钢托盘的边缘。
第九声。车厢顶灯开始频闪。不是忽明忽暗，而是每一次熄灭的间隙，都比前一次多延长0.3秒。光灭时，我瞥见孕妇的影子没落在地上——它悬在半空，离地约十五公分，轮廓模糊，却比她本人高出整整一头，脖颈以不可能的角度向后反折，发丝垂落如墨色蛛网。
第十一声。司机终于动了。他左手松开方向盘，缓缓抬起，五指张开，掌心朝外，像在阻挡什么。可他面前只有空荡的挡风玻璃，玻璃上，映出孕妇正一步步逼近的倒影——而那倒影里，她腹中胎儿的位置，是一团浓稠的、缓慢旋转的暗红色旋涡，旋涡中心，隐约浮出半枚模糊的数字：2。
第十二声。车速骤降。不是刹车，是整辆车像被沉入深海，所有部件同时陷入粘稠阻力。空调出风口停止送风，电子屏上的线路图冻结在“梧桐巷站（已过）”，报站语音卡在“下一站……”的“下”字上，拉出长达七秒的嘶哑尾音，如同垂死者的喉管被砂纸反复刮擦。
第十三声。
她停在前门。鞋跟悬在踏板边缘，未落。
车停了。
不是靠站，不是减速，是整辆钢铁躯壳突然卸去所有动能，轰然静止于人行道旁。轮胎与地面摩擦的焦糊味钻进鼻腔，浓烈得令人作呕。车门“嗤”一声自动弹开，冷风灌入，卷起她裙角，露出小腿内侧一道暗红胎记——形如半枚残缺的印章，印文依稀可辨：“癸卯·胎劫”。
她下车。
一步。两步。三步。
她站在人行道上，背对我，墨绿裙摆在夜风中纹丝不动，仿佛那风根本吹不到她身上。她微微低头，右手探入袖袋，取出一张折叠的B超单。纸是医院专用的蓝灰色热敏纸，边角微卷，带着消毒水与陈年胶片混合的微酸气息。她没看，只是松开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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