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视为核心谋士的人，因为直接参与了叛乱的策划和组织，被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而那些军事将领们，则因为在叛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被流放到了岭南地区，远离中原，饱受困苦。至于那些行政佐官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叛乱，但由于他们身处于王府要职，却未能及时察觉并揭发杨谅的谋反行为，因此也难辞其咎，根据他们各自参与的程度，分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置。
然而，在这众多受到牵连的僚属当中，有一个人却显得与众不同，他就是徐善。尽管徐善同样身系王府要职，但他最终却仅仅被免官，而没有遭受更为严厉的惩罚。这其中的原因，或许与他此前的一些行为有关。
据史书记载，徐善曾经对杨谅的一些行为提出过劝谏，虽然这些劝谏并没有能够阻止杨谅最终走上叛乱之路，但至少说明徐善在一定程度上对杨谅的行为持有保留态度。此外，徐善也并未直接参与到叛乱的实际行动中，这一点或许也是他能够逃过一劫的重要原因。
被免官之后的徐善，选择了闭门不出，将自己的生活重心完全转移到了对经史的研读和自娱自乐上。就这样，他在故乡度过了平静的余生，再也没有涉足官场。最终，在贞观初年，徐善在家乡病逝，结束了他的一生。
徐善的生平事迹，是隋代藩王制度与政治生态的生动缩影。其职位“王府掾”的职能设定，既体现了隋文帝“以佐官制亲王”的制衡思路，又暴露了藩王权势过大导致的“佐官两难”困境——当亲王与朝廷对立时，佐官往往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徐善的遭遇并非个例，隋代多位藩王府掾均因类似原因浮沉，这一现象直接推动了唐代对王府官制的改革，将掾属的任免权收归中央，避免重蹈覆辙。
作为基层行政官员的代表，徐善在并州的政务实践展现了隋代“务实治国”的行政风格。他既注重制度规范，又兼顾实际情况，其政务举措既维护了王府利益，又兼顾了地方稳定，体现了隋初官僚体系的高效性。而其在叛乱中的隐忍抉择，则反映了普通官员在皇权斗争中的无奈与自保智慧。相较于历史上的名臣猛将，徐善虽无惊天动地的功绩，却以其具体而微的经历，为我们理解隋代政治运作的细节提供了珍贵的微观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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