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愈发密集的弹雨呼啸而来，为首的千夫长立刻向两侧山体下躲避。
身旁护卫队几乎是本能地扑上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在千夫长身前，那决然的姿态，仿佛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倒不是想死，而是军规铁律容不得半点侥幸。
战时只要千夫长阵亡，无论护卫队是否力战，所有人都会被处以极刑。
先被剜去双眼，再被挑断脚筋，最后会被赏赐给低级个体，在清醒状态下感受皮肉被啃噬殆尽的剧痛。
在任何具备智慧与阶层体系的族群中，争权夺利本就腥风血雨。
严苛的军规正是为了杜绝下属借敌人之手铲除上级的可能，用残酷的惩戒维系着脆弱的权力平衡。
唯有让背叛的代价远超想象，才能暂时压制住潜藏在每个个体心中的野心，确保群体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不至于分崩离析。
千夫长踹开脚边抽搐的尸体，喉间发出浑浊的嘶吼："让后卫部队从两侧山脊迂回包抄！"
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战术，是因为正面硬撼无异于自寻死路。
人类在中央部署的装甲力量，其厚重的钢板与轰鸣的炮火足以撕碎任何正面冲锋的个体。
而两侧山体虽布满荆棘与陡坡，却能避开坦克的直射火力。
当感染者从高处蜂拥而下时，既能利用地形俯冲之势增强冲击力，又能迫使人类分兵防守两翼。
中路持续施压，则能牵制住中央装甲部队，让其无法及时支援两侧防线。
两名特感立刻躬身领命，其中一只撞开挡路的感染者，跌跌撞撞地传达命令。
这支感染者部队也并非正规军团，而是一支新组建的偏师。
其主力由刚刚转化而成的士兵构成，队伍中还夹杂着小部分渡江而来的低级个体加特感。
然而，就连作为指挥官的千夫长，也搞不清楚这支偏师的确切人数，但可以肯定的是，数量绝对在3000只以上。
作为渗透部队，它们肩负着追剿溃兵与深入敌后的双重任务。
正因如此，武器装备极为简陋。
很多低级个体手中的武器不过是军用匕首或刺刀，身上勉强套着破旧的防弹衣。
最前排的个体甚至连简易的木制盾牌都没有。
毕竟兵贵神速，如同德军的闪电战，一旦撕开防线缺口，便不会固守，而是一路推进。
先头部队当人肉钻头，后面的踩着同伴尸体扩大缺口，就像群永远喂不饱的蝗虫，啃完一地血沫又扑向下个目标。
“张哥，张哥，感染者分兵啦！”臭虫拼命大吼，扣住机匣盖卡扣，利落地掀开，右手熟练地抽出空弹链。
这套动作在张涵监督下反复练了十几次，肌肉记忆让动作行云流水。
“我他妈知道，赶紧换弹。”张涵用力拍了拍耳朵，震耳欲聋的枪声让他脑袋嗡嗡作响，眼前甚至泛起阵阵白芒。
伏击的初期还算好，感染者吃了没侦查的亏，在密集火力下横七竖八躺了三百多具尸体。
可现在两侧山体枯枝断裂声与嘶吼声混在一起。
那些怪物贴着灌木和岩石快速移动，子弹穿透枝叶后不是偏斜就是威力大减。
“重机枪组，移到右侧！压500米外9点钟方向！”少尉半跪着蹭到张涵身边，他想伸手指示方向，却在半空僵住。
两天前的夜战中，他的副排长就是因为这个动作，手臂被流弹直接削断。
最后只能微微颔首，用下巴示意目标方位。
“挪、不、开！有…这…时间感染者…早冲上来了！”张涵扯着嘶哑的嗓子，每说一个字都要被枪声割裂，“在这儿打！我调整射界，臭虫给支架垫沙袋！”
“就按你说的办，赶紧压制。”少尉急挪两步，钢盔边缘刚探过土坡棱线就缩了回来，接着心急火燎的喊道。
全排家当只有一挺重机枪、两具反器材火箭筒，加上27名士兵。
在这个距离上，只有重机枪能持续压制，步枪的中间威力弹在400米以外，杀伤力会大大衰减，而火箭筒必须留到关键时刻。
比如对付那些能掀翻装甲车的巨型感染者，或是挡在防线前的尸潮“闸门”。
两侧山体上分别布置了大概1200到1300名士兵，依托临时挖掘的散兵坑和石块构筑防线。
中间的道路因为部署了装甲车等重火力，只安排了不到1000人。
而剩余的600人则是在山谷后方的汽车中待命，高层说是当做预备队。
可私下都在说：“预备队？我看是'预备跑路队'！”
“铁壳子停得比装甲车还靠后，子弹还没长眼，他们的倒车档倒先学会认路了！”
“等阵地守不住，人家方向盘一甩，扬尘都能把咱们埋了，官大一级，跑起来都快三分！”
但从人性角度看，这种猜忌与现实的割裂，其实早有先例。
军官掌握着更全面的战场态势，当防线缺口已撕开五公里，选择保存有生力量后撤，本质上也是一种生存本能。
历史上类似的困局屡见不鲜：斯大林格勒战役初期，德军攻势凶猛，苏军指挥官为避免部队全军覆没，也曾秘密规划撤退路线，即便表面仍要求士兵死守。
淞沪会战中，部分部队面对日军机械化部队的碾压，提前安排预备队随时接应后撤。
这种"保存实力"与"背水一战"的矛盾，在敦刻尔克大撤退时更为典型。
英法联军将数十万兵力从即将合围的陷阱中撤离，虽被指责"抛弃阵地"，却保留了日后反攻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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