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王举正之子王诲，去年以群牧司（主管国家公用马匹的机构）判官身份上书《马政条贯》，今年又上《群牧司编敕》十二卷，都被朝廷批准，所以是个有作为的官员，苏轼与之也常有诗词唱和之作，“爱君东阁能延客，顾我闲官不计员”（《次韵王诲夜坐》）。
四五月间，正当苏轼在京师百无聊赖之际，他的表哥文同（字与可）被调回京师，知太常礼院兼编修大宗正司条贯。
自苏轼在凤翔府任上初次认识了这位大表哥后，就对这位方口秀眉、谈吐敏捷、文质彬彬的文同钦佩有加，加之文同近年来博学修德，名声远播，更加地让苏轼佩服。
表哥的到来，两人又重逢在京师高官名流云集之地。苏轼看到表哥如今默默无语颇为深沉，已把自己性情陶冶得清虚宏深，文质彬彬而又虚怀若谷。反观自己终日惶惶，深陷繁琐的事务之中。
所以，这次苏轼对这位表兄是真心崇拜并真心欢迎的。
五月里，王闰之诞下一子，小名叔寄、竺僧，大名苏迨，字仲豫。为什么取“叔寄”这样的名字，有苏学研究者称，在苏迨与苏迈之间应该还有一个哥哥，因此苏迨小名中有一“叔”字。只是后来，这位位居中间的哥哥不幸早夭，直到苏过出生后，苏家才重定行次。
就在苏轼沉浸在王闰之又给自己生下儿子的喜悦之中时，朝廷上又下诏令两制举荐谏官。时年以六十三岁的翰林学士兼侍读、礼部侍郎范镇，在听到了朝廷上下都以为当今最适合出任谏官的人选是苏轼时，毅然向朝廷举荐苏轼充任谏官。但由于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上表弹劾从中作梗，此事便不了了之。
谢景温素与王安石相友善，又将其妹妹嫁给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为妻，便成了王安石弟弟王安礼的妻哥。为了在政治上追随王安石，遂积极参与变法活动，因此被擢为侍御史知杂事，这厮曾上书弹劾苏轼在丁忧归蜀时，用官船贩卖私货。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师穷其事，所幸最终查无此事。
奇怪的是，私底下谢景温博学洽闻，才华横溢，还与范仲淹、欧阳修相友善。历官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时人以为“吏师”。这种人，可算作封建社会读书人中的政治投机人物。
北宋熙宁年间，还出了一位已载入历史的传奇人物朱寿昌，成为了苏轼人生阅历中的一段插曲。
朱寿昌，字康叔，扬州天长县（今安徽省天长市）人。因其“弃官寻母”的孝行，成功地跻身于“二十四孝”中的代表人物。
孝道一直是中国民族的传统道德品质，也是中国文化界和存在文化中最明显的差异之一。
自古以来，官方一致认为“孝”是国人思想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并不断赋予孝文化新的内涵。纵观古今，名留青史的哪一个爱国官员不是孝子呢？甚至在很多朝代都采用“举孝廉”作为选官的标准。到了宋代，儒学集大成者，理学家朱熹也提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一准则。
古语有云：“德政千秋，孝心天下”。一个忠于父母，用感恩的心爱父母的人，往往是忠于国家的。
于是，中国二十四孝的故事流传了下来。
《二十四孝》本是由元代郭守正整合而成，通过王克孝绘制成为了《二十四孝图》流传于民间。其中集中了从虞舜时期到唐宋时期关于孝道的事例，然而为了突出“孝道”，这些例子中难免有些夸大的成分，比如《卖身葬父》的事例，早已是超越了道德底线的行为，当然已不再适合如今的时代认知。
百善孝为先。
在传统道德观念之中，“孝道”一直是人们所尊崇与敬仰的美德，因此无论是在文学着作，还是在书写绘画之中，关于“孝”的题材一直络绎不绝，元代的《二十四孝》便是典型的例子。它传唱至今早已有着几百年的历史，无数画家以此为蓝本进行着创作，然而时至今日，却也有人提出来反对的声音，其中就包括鲁迅先生。
作为一名以犀利风格而蜚声世界文坛的文学家、思想家，在其散文集《朝花夕拾》中，便有着一篇名为《二十四孝图》的文章，其中直言“《二十四孝图》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
虽然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郭巨埋儿”难免让人觉得有违人伦，而“卧冰跃鲤”也难免让人觉得违背科学常识。
但“孝道”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美德，也一定是建立在道德之中，而非凌驾于道德之上的。是糟粕就要丢弃，是精华就要继承，对于元代的《二十四孝》来说，流传至今也逐渐演变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其中的极端事例是精华还是糟粕相信大众心中也能够自行判断，或许鲁迅评价的“教坏了后人”过于犀利，但也绝非是空穴来风，毕竟如果我们为了孝道，不顾道德和伦理的底线，那么这种孝自然就是“愚孝”，就是盲目的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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