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州谪居的日子里，苏轼也没有因此而沉沦，而是在蜗居之中翻阅深思《易》、《论语》等书，感觉大有收获。于是，苏轼开始继承先父之学，着述了《易传》九卷，此外又别出心裁地编写了《论语》五卷。
写完之后，苏轼觉得自己并非什么大儒，并且还因为文字闯了这么大的祸。《易传》字数过多，无力刻版，于是就将《论语》五卷抄给了文彦博老先生。
此举用苏轼的话来说，就是让文潞公退朝回到家后闲暇时翻看。即使自己的文章没有多少可取之处，也可以显示出自己穷不忘所学之道，老不辍学的精神。
这一时期，苏轼还会与杜沂通信，在信中介绍自己的近况。
弟弟子由写了一篇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苏轼读后顿觉自己好像已经置身于栖贤堂了，见到了阴暗惨淡的水石与错杂生长的草木。苏轼觉得应该亲手抄写一篇以刻石，置于栖贤堂上，也算与庐山结下了缘分，以后再来庐山就不算是陌生的客人了。
苏轼在唐垧家里见到他家藏的唐时智永禅师、欧阳率更、颜鲁公等六位书法家的真迹，在后面都做出了中肯的评论。
在苏轼看来，智永的字，兼有众家之妙，精能达到极点，反而趋于疏淡。就如同是陶渊明的诗，初看好像涣散不紧凑，直到反复品味后，才能识得其中之真趣。
五月十五之后，苏轼书写了纸本的《阿房宫赋》，并用蓑衣裱，字大七分余，落款“眉山苏轼书”。
王适（子立）自筠州赴徐州的秋试，路过黄州时，苏轼带着小王游览了武昌西山，并同酌一杯菩萨泉以送之。“送行无酒亦无钱，劝尔一杯菩萨泉。何处低头不见我？四方同此水中天。”（《武昌酌菩萨泉送王子立》）
这个王适，后来成了苏辙的二女婿。
这一年，是苏轼来到黄州的第二年，家计日益匮乏。老朋友马正卿又找来了工匠，疏浚了原来的水井，帮助苏轼开荒，种上了蔬菜和粮食作物，还栽上了树。
马正卿，字梦得，杞（今河南杞县一带）人，与苏轼同岁仅小八天。
苏轼贬黄时，老马正在黄州担任通判，辅佐知州、太守处理政务。他非常仰慕苏轼的文采和为人，看其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顿，心急如焚。马梦得就去找当时的知州徐君猷，说苏轼的生活很困难，看能不能给他一片地种粮食，徐君猷爽朗地答应了。
于是，徐知州就把黄州城内原来的一个军营地五十亩交给苏轼无偿地耕种。这本是一块无名高地，又因为它在黄州城东，苏轼便以“东坡”命名。
从此，苏轼一家方才有了安身之所，暂时算是解决了衣食之忧。
其实东坡也不是苏轼最先发明的。
唐代白居易在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做官时，也在东门外有一块地，在那种植花儿。苏轼对白居易很是仰慕，所以就把他这块地取名为“东坡”，他便自号“东坡居士”。
自此，苏轼与苏东坡成了两个不同的人。
苏东坡和苏轼的区别在于，苏轼是他的本名，东坡这一叫法来自他的号，因为苏轼号东坡居士，因而世人有时也会称其为“苏东坡”。
话说回来，苏轼之所以将躬耕之地命名为“东坡”，而且自号“东坡居士”，除了与白居易种花种草的事迹相似之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苏轼对白居易人格的认同与钦慕，这就有点“异代相逢成知己”的感觉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还得从苏轼和白居易的思想转变和认知层次说起。苏轼自号“东坡居士”，这个称谓意味着苏轼对白居易处世哲学和人生态度的认可与仰慕，意味着苏轼思想上的个重大变化。
来到黄州后，苏轼虽然失去了进阶的空间，但他却拥有了更多的时间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与生命的归宿。苏轼将自己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与传统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在接纳儒释道思想的过程中，他也在悦纳自己。
黄州是苏轼人生之旅中的一个驿站，他在这里度过了五年的时光，这五年不但是仕宦旅程中跌宕无尽的晦涩期，也是他人生中的低潮期，而且是经济上为解决衣食而躬耕农田，节俭持家的时期。
所以，黄州也是苏轼人生旅途中的重大转换期。
白居易在忠州种花种树，就是心态转变的具体体现。此时的白居易开始把眼光更多地转向自然，希望在与自然的接触中寻求一份心灵的安宁。
而苏轼呢，黄州时期的苏轼在遭遇和心境方面都与他一直敬慕的乐天极为相似，这时他靠朋友的帮助有了自己可以耕种的土地，可以种树种花种粮食，自然而然就想到了白居易在忠州种树种花之东坡。
在黄州，苏轼自号“东坡”，他重新认识了自己，并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因为苏轼在黄州全面考量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东坡”人生：
北宋文坛巨擘苏轼从唐代诗坛名流白居易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苏轼也从白居易的人生际遇和处事原则上看到了另一个真实的自己。
所以说，苏轼自号“东坡”，本身就是对白居易的人生的钦慕、追随与仿效，也是苏轼有意对白居易人生亦步亦趋的最有力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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