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位宗室长老在朝堂上慷慨陈词：“陛下，丞相之策乃巩固我大秦皇室根基之良策。如今四方初定，唯有加强中央集权，方能使我大秦江山永固。若因一时之怜悯而放松管控，恐生大乱，危及我宗室之血脉传承。”他的话得到了一些宗室子弟的附和，他们在朝堂上与李斯一派相互呼应，共同对抗蒙恬一派。
然而，也有部分宗室成员心系百姓，深知民间疾苦。他们认为蒙恬的休养生息政策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些宗室成员看到百姓在繁重的赋税和劳役下生活艰难，担心长此以往会引发民变，最终危及大秦的统治。
一位年轻的宗室子弟私下里对同伴说：“我们身为宗室，食国家俸禄，理应为百姓着想。如今百姓苦不堪言，若不实行休养生息，恐失民心。蒙大将军之策，实乃为大秦之未来考虑，我们应予以支持。”于是，这部分宗室成员选择与蒙恬一派站在一起，为其提供一定的支持和帮助。
还有一些宗室成员在这场纷争中保持观望态度。他们深知这场内部纷争的复杂性，不想轻易卷入其中，以免给自己和家族带来麻烦。他们试图在两派之间寻找平衡，等待局势更加明朗后再做抉择。
宗室势力的不同立场使得这场内部纷争更加复杂多变。不同阵营的宗室成员利用各自的资源和影响力，在朝堂、地方以及民间等各个层面发挥作用，或支持李斯一派加强中央集权，或助力蒙恬一派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或在暗中观察局势，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我作为皇帝，必须谨慎对待宗室势力的立场抉择，引导他们以大秦的整体利益为重，避免宗室内部的分裂进一步加剧国家的动荡。
身处这场错综复杂的内部纷争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维系权力平衡的艰难。朝堂上，李斯和蒙恬两派势力针锋相对，各自拥有庞大的支持群体，在政策主张上互不相让。
为了维持权力平衡，我尝试采取折中的办法。在一些政策的制定上，我试图融合两派的观点。例如，在赋税政策方面，既没有完全采纳蒙恬一派大幅减轻赋税的建议，也没有按照李斯一派维持高额赋税以充实国库的主张。而是在原有赋税基础上，适当降低了一定比例，同时加强了对税收征收过程的监管，防止官员贪污腐败，确保赋税能够合理征收，既保证国家有足够的财政收入用于各项建设，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百姓的负担。
然而，这种折中的办法并没有完全平息两派的纷争。李斯一派认为我对蒙恬一派做出了过多让步，损害了中央集权的权威性；而蒙恬一派则觉得赋税减轻的幅度不够，没有真正解决百姓的困境。两派依然在朝堂上争论不休，甚至在一些具体事务的执行上，故意阳奉阴违，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导致政策无法有效推行。
在人事安排上，我也努力保持两派的平衡。在选拔官员时，尽量兼顾两派的利益，给予双方一定的名额。对于重要职位的任命，更是小心翼翼，避免某一派势力过度膨胀。但即便如此，两派之间依然明争暗斗不断。李斯一派会利用各种手段排挤蒙恬一派推荐的官员，而蒙恬一派也会对李斯一派安插的人员进行抵制。
地方上，由于不同地区对两派政策的支持倾向不同，权力平衡的维系更加困难。一些支持李斯中央集权政策的地区，对朝廷推行的一些偏向蒙恬休养生息理念的政策消极对待；而支持蒙恬的地区，则对李斯一派主导的加强管制措施阳奉阴违。这使得地方治理陷入混乱，政令不通，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正常运转。
军队中，支持蒙恬和支持李斯的将领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加深。在军事行动的决策上，两派将领常常意见不合，导致军事部署难以统一，军队的战斗力受到影响。我多次召集将领们进行协调，但由于双方立场坚定，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在后宫，虽然我严厉告诫妃嫔不得干涉朝政，但仍有一些妃嫔暗中为自己支持的派别传递消息，试图影响我的决策。这让我在处理后宫事务时也不得不格外小心，既要维护后宫的秩序，又要防止后宫势力对朝堂纷争的进一步干扰。
权力平衡的维系举步维艰，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某一派势力坐大，引发更大的动荡。我深知，仅仅依靠折中和平衡的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寻找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化解各方矛盾，实现大秦的长治久安。
内部纷争如同一场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对大秦的各个方面造成了严重影响。
在经济领域，由于朝堂上两派对于经济政策的争执不休，导致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商人们对未来的商业环境感到迷茫，不敢轻易进行大规模的商业投资和贸易活动。原本繁荣的商业市场逐渐变得冷清，许多商铺关门歇业，商业税收大幅减少。手工业者也因政策的不稳定，面临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困难，生产规模不断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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