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初的官品体系中，散骑侍郎为从三品。这一品级表明其在官员体系中处于较高的位置，仅次于一些重要的宰相和高级官员。由于散骑侍郎能够接近皇帝，参与朝廷的核心决策，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作为皇帝身边的近臣，他们也备受其他官员的尊重。由于需要具备广泛的知识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任职散骑侍郎的人员通常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或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熟悉儒家经典、历史典故以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知识。能够担任散骑侍郎的官员一般都有一定的政治经验。他们可能在地方或中央的其他岗位上任职过，对国家事务有一定的了解和处理能力。散骑侍郎的参与为皇帝提供了更多的智囊支持，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他们在朝议中的讨论和建议，对唐朝初期的政治制度建设和政策制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在文化和礼仪事务中的作用，能够促进唐朝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他们对文化活动的组织和礼仪制度的推行，丰富了宫廷文化生活，也对社会的文化风尚产生了引导作用。
当时，四十六岁的礼部尚书李纲对皇帝李渊封任安比奴为散骑侍郎一职深感不安，他心中暗想：“舞胡虽有一技之长，但岂能与士人同列？此举恐有损朝廷威严。”
李纲出身名门，在隋朝时就有较高的声望。唐朝建立初期，李纲凭借其威望和才能，为李渊的政权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他凭借自己在士林中的影响力，协助李渊招纳人才、安抚人心，对唐朝初期的政权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吸引了许多有识之士投身到唐朝的建设中来。
李纲担任礼部尚书期间，负责制定和完善唐朝的各种礼仪制度。这与李渊作为皇帝希望构建一个有秩序、有文化传承的新王朝目标是一致的。李纲凭借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为唐朝的礼仪制度建设付出了努力，得到了李渊的认可和支持。例如，在制定祭祀仪式、朝会礼仪等方面，李纲的建议和方案被广泛采纳。
李纲为人刚正不阿，在朝廷中有着较高的威望。他积极参与朝廷的政治决策，为李渊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帮助李渊处理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维护了唐朝的政治稳定。例如，在处理一些官员之间的矛盾和纷争时，李纲能够公正地进行调解和裁决，避免了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但在太子人选问题上，李纲与朝廷存在一定的分歧。李纲曾主张立李建成（李渊长子）为太子，认为李建成性格宽厚，有治理国家的能力。随着唐朝政权的逐渐稳固，李渊开始逐渐放权，李世民的势力日益壮大。在这种情况下，李纲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他因为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与李世民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产生了矛盾。
因为政治局势的变化和个人性格的原因，李纲晚年时逐渐淡出了朝廷的政治核心。但他依然受到唐朝皇室的尊重和礼遇，李渊对他的功绩也给予了肯定，尽管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的合作对唐朝的建立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李纲思索良久，终认为皇上任命安比奴为散骑侍郎不妥，他上殿劝谏道：“古时乐工不与士人同列，即便是贤能如师旷、师襄，其职业世代不变。唯有北齐曾封曹妙达为王、安马驹为开府，后世以此为戒。如今天下初定，建立大义的功臣尚未尽得封赏，高才博学之士仍滞留民间，却先提拔舞胡为五品官，使其佩玉饰带，出入朝堂，恐非为后世立范之举。”
李纲的劝谏主要表达了乐工与士人身份有别，不应混淆。古代礼制是社会秩序的基础，随意打破会导致混乱。他认为天下初定，功臣和贤才尚未得到应有的封赏和任用，却优先提拔一个舞者为官，这是对功臣和贤才的忽视，可能引发不满。并引用北齐封乐工为官的反面例子，提醒李渊不要重蹈覆辙，以免对后世产生不良影响。他还强调作为君主的每一个决策都会成为后世的榜样，因此必须慎重。提拔舞者为官的做法不合礼制，也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可能会损害朝廷的威信。
李渊听后，面色微沉，心中有些不悦。他想到安比奴在宴会上献舞时的风采，觉得此人颇有才华，便答道：“朕已授其官职，不可更改。”
李纲见皇帝态度坚决，只得黯然退下。
当时李纲的劝谏反映出唐初士大夫阶层对传统礼制的坚守和对胡人文化的排斥。他认为李渊提拔安比奴为官的做法不仅违背礼制，还可能引发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一事件体现了唐初文化冲突和政治矛盾的复杂性，也为后世提供了关于礼制、封赏和君主决策的深刻思考。
据史书记载，皇帝李渊在登基称帝后，一直对大臣的谏言都非常重视。例如前文我们讲过的万年县法曹孙伏伽在唐高祖即位仅一个月后便上表进谏，规劝高祖吸取隋亡教训，去奢侈、远声色。李渊对此“省表大悦，下诏褒称”，并擢升孙伏伽为治书侍御史，赐帛三百匹，还将奖励决定公布至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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