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三年（620年）初春，河东战场的硝烟已持续八个月之久。工部尚书独孤怀恩统领三万唐军围攻蒲坂城（今山西永济），这座由隋将尧君素苦心经营的要塞，正扼守着黄河东岸的咽喉要道。
隋将尧君素自大业十三年（617年）起死守蒲坂城，唐军屡攻不克。武德元年（618年）十二月，城中粮尽，尧君素被部将薛宗、李楚客刺杀，首级被送至唐营。其临终遗言："吾为隋臣，当与城俱碎"，其悲壮气节令李世民感叹："使隋室皆如此人，安有今日之乱！"
尧君素死后，其部将王行本收集残兵继续抵抗。此人原为河东鹰扬郎将，曾参与修建蒲津浮桥，深谙城防构造。他采取三项措施，加固城防，在尧君素所筑"三重复壁"基础上，增修十二座敌楼，城墙外敷"铁藜膏"（混合铁屑的黏土）。将尧君素尸身浇铸铜像立于城头，宣称"大将军英灵护城"。同时又外联反王，通过黄河密道与刘武周部将宋金刚联络，获太原兵工厂支援的床弩三十具。
据《资治通鉴》载："自武德二年十月围城，至是凡五阅月，士卒多死伤"，唐军伤亡率逾三成，却始终无法突破城防。
武德二年（619年）十一月，唐朝朝廷命令独孤怀恩率五万唐军围城，遭王行本夜袭火烧云梯，唐军伤亡三千。武德三年（620年）正月，李世民平定柏壁后，遣秦琼率"玄甲军"驰援。王行本以"链枷兵"对抗骑兵，用铁索横截街道，令玄甲军首尝败绩。唐军截获王行本求援信使，得知其存粮仅支十日。李世民采取"锁城法"，沿黄河筑墙二十里，彻底断绝外援。
武德三年二月辛酉（初九日），王行本粮尽，亲自杀掉坐骑分食给将士们。在武器装备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城中守军竟拆解尧君素铜像熔铸成箭镞御敌。二月甲子（十二日），王行本开城诈降，暗伏火油罐于瓮城。幸得唐将段志玄识破，唐军改从水门突入，巷战三日方克。
战后，王行本被押送长安斩于朱雀街，其首级传示河东诸郡。李世民命阎立德测绘蒲反城防，当时所创"复壁悬门"之法成为唐代边城标配。而尧君素因其忠勇，后被列入《隋书·诚节传》，其坚守的262天成为冷兵器时代守城战的经典案例。
这座浴血孤城（蒲坂城）的最终陷落，标志着隋朝在河东最后抵抗力量的消亡，为唐军全力对付刘武周、宋金刚扫清了障碍。而王行本接过尧君素遗志的九个月守城，恰与独孤怀恩谋反事件交织，构成武德三年河东战局诡谲的历史图景。
蒲坂城城破之前，李渊对河东战局的焦虑在当年敕书中显露无遗。武德三年正月甲辰（初八日），尚书省接到皇帝亲笔诏令："卿总六官之职，掌百工之务，当思忠勤，何乃逗留？"
这句加上标点符号尚未超过三十字的批评，是对独孤怀恩极具政治深意的斥责。
皇帝李渊诏令所提“卿总六官之职”的“六官”源自《周礼》六卿制度，此处特指工部尚书职能。唐代工部掌山泽、屯田、工匠、城池营造等，独孤怀恩以尚书身份“总六官”，暗含“代天子统御百官”之意，给予其权利非常大。
“掌百工之务”中的“百工”不仅指工匠，更涵盖军械制造、城防修筑等战略事务。武德年间，河东战事所需云梯、弩机、浮桥均属工部管辖，关系战争成败，暗指独孤怀恩未能尽心尽职。
最后以“何乃逗留”的反问句结尾，实为问罪独孤怀恩，质问其为何拖延、滞留，没有及时完成任务，这里指的是攻打蒲反城进展缓慢，伤亡惨重的情况。当时，《唐律疏议·擅兴律》载：“诸主将守城，为贼所攻，不固守而弃去者，斩。”李渊用“逗留”而非“败军”，实为保留余地，但已隐含“贻误军机”的潜在罪名。
武德三年（620年）初，独孤怀恩围攻蒲反城逾百日未克，唐军折损万余。时值李世民与宋金刚主力对峙柏壁，河东粮道命悬一线。
唐高祖李渊刻意强调“六官”“百工”，既点明独孤氏显赫职权（其叔独孤整曾任隋工部尚书），又暗讽他“承荫祖职而无实绩”。
独孤家族作为关陇集团核心，本应成为政权支柱。诏书中“当思忠勤”四字，实为对关陇旧族的集体敲打。
不过，若结合当时唐军“四面楚歌”的军事困境，究其政治深意，也不难看出这也是唐朝朝廷的一种责任转嫁。便是将河东战局胶着归咎于独孤怀恩个人，从而掩盖唐廷双线作战（同时对王世充、刘武周用兵）的决策失误。另外体现出的是权力制衡。借斥责工部尚书，震慑关陇集团中持观望态度的窦氏、宇文氏等家族。《旧唐书》载此诏颁布后，“山东士族奏疏日增”，可见政治效果突显。现在看来，更像是道德绑架，诏令中“忠勤”二字暗扣独孤家族与李唐的姻亲关系（李渊生母为独孤氏），从伦理层面施压，为后续处置谋反预留了道德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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