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的小梦再次离家出走。被警察找到后，她坚持不见家长、不回家，只接受见社工。警察把小梦送到了张南南所在的社工机构。张南南安排一位女社工与小梦同住，提供24小时陪伴。
小梦是一个反复离家出走的少女，也是一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的受害者，张南南是齐家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与研究中心的司法社工。2022年9月，张南南接到当地检察院的委托，为小梦提供被害人救助，包括心理支持服务、复学等服务。案发时，所有人都不知道，由于长期缺失监护，小梦此前遭受过多次性侵。
在这一次离家出走后没多久，小梦就执意要跟网恋男友回家。张南南听说后，便打印了一本《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预防犯罪的资料，拿着睡袋，陪着13岁的小梦来到她的网恋男友家。
张南南询问网恋男友，是否知道小梦未满14岁。男生先是惊讶，后又说可以等。张南南让男生把她带来的资料全部看完。三天后，两人分手。
“未成年人保护就像搭积木，一块位置缺失，就会满盘皆输。”有司法社工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2023年数据显示，5年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9万人，年均上升3.6%。其中，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13.1万人。仅2023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性侵未成年人案件1.7万人，占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63.5%。
公益组织“女童保护”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指出，过去十年，我国儿童性教育、性侵预防等项目取得较好的进展，但被性侵儿童的救助和权益维护方面，却存在空白地带。
有专家指出，未成年人被侵害后期救助极为复杂和敏感，不仅涉及法律层面的保护，还包括心理疏导、医疗援助和社会服务等多方面的综合支持。随着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逐渐完善，在保护链条上，不仅有公安、检察官等力量，还有社工等社会组织。他们尝试陪伴孩子们，重新与正常的生活链接。
齐家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与研究中心的司法社工张南南接到委托后，到被害人家中进行走访。 受访者供图
隐秘的伤害
小梦第一次离家出走是在12岁，出走后接近一个月，她的妈妈才从外面赶回报警。警察找到小梦时，发现她与一位成年人同居，并被性侵。
办案人员对小梦展开询问，等了快一天的时间，她一句话都没说。小梦的父母早年离异，父亲再组家庭长居外省，母亲外出务工，她一直由姥姥姥爷照顾。
在办案检察官介入劝导下，小梦最后终于愿意透露自己的被害经历，但她的状态让检察官很担心，检察官当即委托社工对小梦展开被害人救助工作。
张南南在接到检察院的委托后，立刻与小梦和她的父母取得联系。第二天，张南南就和小梦见了面。随着交流的深入，张南南感受到了小梦的内疚和愤怒，她小心翼翼地向小梦了解这种感受背后的原因。
小梦说，“如果这个人该抓的话，那些混蛋不更应该被抓起来吗？”张南南心里一惊，她猜测小梦遭遇的伤害远不止于此，随即报告给检察官。
在小梦看来，那位施加侵害的成年人会照顾她的生活、给她买吃的、带她出去玩，反而成了“关心”她的人。
无法在家人面前说出的伤痛，小梦在社工面前慢慢说了出来。
小梦第一次是被所谓的“男朋友”强制发生性行为，那时小梦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该和谁去说。
第二次是在朋友家打牌，被多人强制发生性行为。那些男生，都是附近街区的未成年人。被伤害后，她本能地逃离了熟悉的街区，后被那位成年人收留。
隐蔽性强是儿童性侵案的特点之一。学界的共识是，大量的案件因受害人没有报案而隐蔽着。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曾估算，性侵害案件，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其“隐案比例”在1:7——有7起案件，才有1起进入司法。
监护缺失，有时候也是侵害发生的背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教授何玲曾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中分析了近年来的性侵儿童案件成因，绝大多数都是因监护缺失导致的施害者临时起意，而非有计划的蓄意犯罪。
针对小梦提到的两次伤害，如果继续调查，意味着还要进一步的取证。张南南提到，理想状况是一次性取证，但有时候被害人不会一次性讲出所有的受害经历。司法社工参与后可以缓解孩子的紧张感，给予情绪支持，用符合孩子年龄阶段特点的表达方式引导孩子提供信息。
在询问阶段，张南南提到，如果用“为什么你没有报警？为什么你没保护好自己？为什么是你？”这样的句式，会使很多未成年人觉得是自己的错，从而不敢说出自己遭遇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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