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查到了肖一峰头上。
肖一峰从叶子那里出来后去了办公室，凌剑和李波他们正等着，他们向他出示了传唤证，把他带去了公安局。警察查到了用易太华身份证登记的、与梅春电话联系密切的手机机主是肖一峰，又让枫林小区那个租房户对肖一峰进行了秘密辨认，确定他就是那个为梅春租房的人。并且他们还在他的办公室里搜到了红围巾。
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肖一峰接受了警察的审讯，他交代了与梅春交往的所有过程，包括他的心路历程，但并不承认谋杀梅春。“我再怎么样不喜欢她也不至于要害死她，我如果要害死她也不会采取这种蠢方法。”他说。
“那你想想，谁会害她？”凌剑问。
“我真的不知道。她应该没有什么仇人。”
事实上，知道梅春死后，肖一峰一直在脑海中分析梅春的死因，自己确实没杀她，这一点天地可以作证。可谁又会想害她？他实在想不出来，想来想去，他想到一种可能。
“也许是路滑，自己掉下去的。”他说。
警察把他刑事拘留了。
肖一峰穿上了囚服，住进了火柴盒一样的班房，躺在砖头砌的床上。同监有一个男人认识他，问：“领导，你怎么也……”
他苦笑了一下没作答，没去辩解自己无罪，在他心里，自己就是戴罪之身，完全应该受惩罚，该钉在十字架上受尽炼狱之苦。
他又想起了躺在雪地里的梅春，那过早逝去的生命与自己没有关系吗？如果自己不去惹她她就不会来南溪，如果她不来南溪她就不会死。
夜来了，房顶上若明若暗的灯光让人感觉像是在做梦。他瞪着无神的双眼看天花板，目光涣散无神，那些遥远的、清晰的不清晰的往事，连同天边那些形态各异的云彩，慢慢地飘浮过来。
他的家在一个偏远的农村，离县城数十里，在他的记忆里是绵延不绝的大山和山里大大小小的树，及半夜里各种野兽的叫声。家里在当地算中等生活水平，兄妹五人，他排第三。父亲是区委书记，拿一份不算高的薪水，母亲带着他们兄妹种田。那时的干部没有任何外快，一个干部的待遇与一个做手艺活的差不多。孩子多了，凭母亲一双手、一双眼睛也不能天天看着捧着他们，孩子们如种在地里的瓜儿，自生自长。孩子一贱就能吃苦，肖一峰目睹母亲的辛劳，从小就勤快，读书也很努力，成绩一直拔尖，高考时考入了省内一所大学，读机械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专业对口的一家企业。那是一家碳素厂，当时效益特别好，科班出身的他当了技术工。他很敬业，一门心思钻技术，很受领导赏识，日子过得蛮充实。不过在找对象这件事上一直没有进展。母亲说：“去寻个思想好、不嫌贫爱富的姑娘。”
厂里男的多，女的少，年轻女孩就更少，有个把两个也想攀外面的高枝。中间有人给介绍了一个当老师的，见了几次，互不来电，黄了。四年后，肖一峰时来运转。厂里新分来了一个女大专生，不知是领导特意安排还是怎的，她成了他的徒弟，她叫林英。
参加工作时，林英十九岁。红得冒热气的脸蛋，水灵灵的黑眸子，惹人爱怜，厂里几个单身青年有事没事就往他们车间凑。林英对女孩般腼腆、心眼实在的师父肖一峰情有独钟。她的家就在单位附近，她平时住在自己家里，每天早晨，她会帮肖一峰带一个鸡蛋，有时还用一个有盖的饭盒带一些好菜，请食堂的师傅热一下，再偷偷塞给肖一峰。从来没有情感体验的肖一峰，有了一种飞上云端的快感。
那一天早晨，林英又带了鸡蛋来，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还有一盒粉蒸肉。中午，林英叫肖一峰与她到一张桌上吃饭，把那盒粉蒸肉端出来一起吃。她告诉肖一峰，那天是自己的生日。肖一峰说：“想要我送你一份什么礼物不？”林英歪着头说：“当然想！”吃过中饭，肖一峰请了个假，骑一辆自行车，搭着林英上了街。他们经过一家女性用品店时，林英叫着：“停下！停下！”两人下了车，进了那家店子，那里面的东西琳琅满目，衣服，鞋子，首饰，应有尽有。肖一峰身上带了两百元，那是他两个月的工资，他准备大气一点，勇敢一点，花了这两个月工资，然后张开自己的笨嘴，把话挑明，把爱情锁定下来，免得夜长梦多，让心吊在嗓子上。
林英没有去试衣服，却在一堆花花绿绿的围巾前停了下来，她选了一条洋红的羊毛围巾围在脖子上，转过头问肖一峰：“好看不？”
白瓷一样细腻的肌肤在红围巾里闪光，眼睛巧笑倩兮，像在泼水，肖一峰感到自己的心跳得像野兔，按都按不住。
“好看！”
“你摸摸，好软的。”林英把围巾的一端塞给他。
他用手摸了下，那感觉真舒服，他感觉血往上涌，身体在膨胀，握着那红围巾舍不得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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