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元年，辛卯，五月丁卯。
降劄子：“累据臣僚上言钱法之币”。
自此北宋历史上最大宗的货币改革正式拉开帷幕。
北宋出现的“交子”可以毫不谦虚的说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货币革命”。
也是我国乃至世界史上官办发行的第一个纸币。
天圣元年成立的“交子务”，也成为世界史第一个带有国家属性的银行。
自，哲宗绍圣年间“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为始的增发和滥发乃至私法，直接导致了朝廷对经济的管控能力丧失。
“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之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增发，使得一场席卷全国的经济危机初现端倪。
然，“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的情况，已经到了不得不进行货币改革的地步了。
也就是说，当时的“钱引”这玩意儿是没有什么准备金的。增发只能加大经济危机的危害。
遂于政和元年停止收易旧引，恢复“天圣界额”并置本钱。
这场迫于无奈的货币改革，却基本上全盘否定了，因哲、徽两朝，交子恶性膨胀，于崇宁间，蔡京对“交子”改“钱引”的货币改革成果。
然此事，不仅仅全盘否定了蔡京的改革结果，也是元佑党对元丰党的一场政治上的清算。于是乎，一场自崇宁就已经偃旗息鼓的党争，再次剑拔弩张。
在我们漫长的文明史当中，存在长达三百一十五年的宋，无疑是一朵奇葩。
宋，保持着很多古代社会的特点，但也发展出一些现代社会的雏形。
而且宋朝的商业信贷、期货贸易、冶金煤矿、制造工业、第三产业以及对外贸易均相当发达，商业化和城市化达到较高水平，拥有财产权的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渐成气候。
这些特点表明，北宋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近代社会特点。
宋朝，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历史经济、文化、商业的“巅峰”，恰恰不是其古代性。而是因为其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性。
也就是这种古代性和现代性的相互撞击下，成就了宋代的辉煌。同时，也埋下了令其灭亡的根苗。
然而，这种古代性和近代性共存、碰撞，对于当时的统治者而言，无疑是复杂的，不可预见的，同时也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的。
他们不仅要疲于应对对外的战争，和其内部，代表了传统的封建阶层和士绅阶层，以及新兴的资本阶层的党派斗争。
还要对应各种私募资金对国家金融体系的冲击。以及复杂的金融体系恢复，应对货币超发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
如何和平的化解金融危机，不要说是在一千年前的北宋，就连现在，也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更加要命的是，还要应对古代社会的惯性，和近代社会的萌生，在那时的物理性碰撞，和属性不同的交接融合而导致的化学性的伤害。
更加让其疲敝的是，自熙宁年间开始的元丰、元佑两党的“共辅皇图”，逐步演变成崇宁、大观年间的新旧两党血腥的、近似于疯狂的厮杀。
如果说无限制发行纸币，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垮了赵家王朝的话，倒是一个欠妥。
这两者，只能说是最后的，或是其中的一根稻草。
其中最大的诱因，则是这代表不同阶级的新、旧两党之间的斗争。亦是旧的文人、士族、封建阶层，和新兴社会阶层的一场你死我活的，不带任何私利的厮杀。
这种厮杀是损人不利己的，也是没有任何对错可言的。
只是两党都在扞卫自己的信仰，和自己所代表的这个社会阶层的存亡。
所以，不可调和，亦不可理瑜。
于是乎，政和元年的这场，旨在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改革，又毫无悬念的演变成一个复杂的且又简单的两党之争。
于这场不见血光，却如血磨罗刹场的争斗中。任何中庸之道，自然不会，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是月，再下通州取陈瓘《尊尧集》送编修政典局。
原先这陈瓘《尊尧集》已经“初取《尊尧集》在正月壬辰”，如今再取，倒是一番波折在里面。
其中所谓“波折”，盖因“崇宁既建辟雍，诏以荆公封舒王，配享宣圣庙，肇建坐像，了翁愤之”。
荆公什么人？王安石便是。了翁为谁？陈瓘是也。
然，这了翁究竟是如何愤怒？为什么愤怒？我等也不甚知晓。
只知道你这糊涂的小官家，把那王安石的塑像弄到宣圣庙我就不乐意。
你这样做就是对不住那“天地君亲师”！你就是不听圣人之言！你就是欺师灭祖！总而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违”！
不过你也不能怪他。
别说是一场牵扯国家，民资命运的改革。即便是任何一件新事物的出现，也是会有一帮人去毫无理由的去抵制。
这种抵制不仅是北宋，现代社会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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