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就是官军大举就地征发民役,他居然有阴差阳错的回到宫城里来,或者说,是误打误撞被裹挟进来的。因此,当外面搜捕的热火朝天,他们就藏在民夫的队伍里,和大家一起劳作了好几天,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至少在这些团练、义勇的看守下,管理的不是那么严密。
只是他们的好运随着人员调拨,而改变了,现在最后一点虚幻的安全感,也随着某人的出现,成为某种潜在危机和牢笼。
与此同时,而我正在为义从的事情快乐且烦恼着。
所谓义从者,其实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职业,最早的记载可以上溯到南北朝期间,但是真正扬名兴起,还要待到隋末唐初,。在隋末天下大乱,尘烟四起之世,才慢慢越来越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太宗二征高句丽之战,除了十六卫及诸府兵、州郡兵外,其中就有为数众多来自河北、河东之地的义从们活跃的身影,后来李绩者镇守营州,攻略泉氏后高句丽,实行春掠其民,秋焚其实的焦土作战,亦是大量采用了当地义从为走卒前探。
因此,这时期的义从,取“义之所从”之意,也就是某种程度上,自备甲械弓马带着部曲,聚集到边关重镇为国效力,或是追逐个人功名的爱国主义青年们,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古代版的自于五。
其中涌现出很多知名的人物,但是这个时候的义从,至少是有产者,很多以此从军的跳板和捷径,进而在仕途中获得一个不错的起点,没有彼在战场上直接的表现,更加方便快捷的。
最初的义从乃大多数殷实人家的子弟,或是拥有其他正当职业身份的良家子。只是后来,历代君王一直贯彻太宗驯化被征服的胡族和内附藩部,为边疆屏藩的城傍制度,因此原本汉地良家子为主的义从,也开始多了许多胡族自于五和带路党的色彩。
这种义从一只发展到天宝末年,因为骤然兴起的安史之乱,而达到登峰造极,又盛极而衰的地步。无数大好健儿白白凋落和葬身在官军和安史叛军拉锯的血肉磨盘之中,原本那种自付边疆,为开疆拓土竞逐武功而慷慨赴死的少年人,几乎见不到了,变成需要官军到处抓丁来充役的炮灰战争。
这时候,横空出世的梁公,却赋予了义从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和含义,在他的倡导和组织下,大量因为战争结束而无处安置的裁汰兵员,或是解甲归田后无法适应田园生活的老兵,在龙武军相关商团组织的扶持下,因此重披战袍,踏上域外开拓之路。
除了少数年老体衰的,作为新征服土地上开辟的屯垦军户,各种聚落堡寨的核心骨于之外,迎接他们大多数人的命运,就是作为某种武装雇佣兵,有偿的参与到对海外和域外的开拓战争和经营中去。
主要承当各种低强度的商旅和输送的护卫、治安维持和肃清,乃至官军不便出面或是出手的一些脏活、累活,好为王师总体有限的宝贵兵力,省出更多人手和资源,全力以赴投入到征伐中去。也不用让行程里的官府背负某种肮脏的名声,虽然有些中饱私囊,纪律驰坏的弊端,性价比上所费也不多。
而且一亦完成历史使命,这些义从就会获得在异地安置的优待,变成域外新开拓的版图中,一个个新兴唐人豪强家族的渊源和起点。
当然了,距离梁公的时代发展到现今,已经有好几百年,虽然岭内、岭外,乃至梁氏大夏的境内,依旧有大量的义从存在,但是已经几经蜕变和分化成另一番面貌,
武装开拓的义从,虽然还有存在但已经不是主流了,随着海路大开和商贸繁盛,也催生门类众多功能更加齐全的义从,其中亦分做三六九等。
居于最上层的,其实是训练装备与官军无太大差异,甚至直接有现役官军转变而来的所谓家族义从,也就是那些公卿贵族,海藩诸侯,为了规避国朝《宗藩武备制度》对相应身份地位的部曲、仪卫的限定,而或多或少蓄养的私兵
谜样生物背后的宇文家,虽然家格不算太高,但是富有白银和其他矿冶之利,因此亦是以长期雇佣为名,蓄养了这么一只延续了数代的所谓义从武装。
与之对应,但是层次略低一些,则是那些海商集团、大型会社,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乃至阻止和打击竞争对手,而建立的小规模护卫力量,同样也寄附在各种义从的名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南海会社所拥有的武装义从,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或是有必要,财大气粗的供养一只专属义从,于是最为常态的各种老字号义从社和区域行会,才是最多见的常态。他们承接和收费业务也极为广泛,从简单的旅途护送到番外之地的捕奴,大多数都是以重视长久维持的口碑和信誉著称,最多靠着官家背景打点擦边球的守法良民,她们多数有官方审核的高级牌照和严格的名籍管理。
当然,有时候在国朝控制力有限的边远地区,法内法外的界限也会被刻意模糊掉的,造成了这个行业个别恶劣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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