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提前了半个小时，抵达了阿斯特拉的办公区，就在休息室里静静坐着，阅读自己的文稿。
在大公司里做讲座，是很两极分化的事，有些时候，某些教授会受到额外的吹捧，有些时候得到的则是特别的嘲讽。
有一个好的头衔，通常比较容易得到前者。
例如哈佛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教授或者剑桥三一学院院士等等，总是更容易令人信服，但并不绝对。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由于距离的缘故，硅谷的创业公司经常邀请斯坦福教授去讲座，但是，去的人并不一定能得到硅谷人的认同。尽管许多硅谷人都出身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但他们嘲讽起来照样很用力。那些收入丰厚的硅谷人经过多年或数年的摸爬滚打，早已不再是学校里的模样，对于斯坦福大学教授的真实实力，也都有了自己的认识。
这种时候，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并不一定就站在产业前沿。
而且，他们提出的所谓前沿理论，也不一定就能得到产业界的认同。
思科公司的创始人博萨克和蕾娜夫妇，可以算作是产业界通吃的例子，他们是计算机理论方面的大拿，而且做出了超一流的实践，其所创造的路由器，为网络技术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两人的身份，就可以知道他们做到这一切并不容易。博萨克是斯坦福计算机系的计算机中心主任，而桑迪蕾娜是商学院的计算机中心的负责人，在硅谷发育不全的年代里，他们基本属于理论界的第一流学者了。
给阿斯特拉做讲座，同样不是轻松的事。
对这样的大型制药公司，并不能单纯的视之为产业界的水平。这种级数的公司里，也是藏龙卧虎的。
当然，原生的制药公司研究员在杨锐这样的学者面前，是没有存在感的，他们属于科研鄙视链的最下层，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差学生，不管是本科生还是博士生，如果毕业就进入制药公司，基本不会在科学前沿有所建树。
即使有些特殊事例，通常也不是为主流所承认的科学家。
制药公司的目标是为已知的靶点寻找化合物，放在g蛋白偶联受体领域，制药公司的学者的主要工作，是在前沿科学家做了系统性的研究之后，再捡系统性研究中的某一个靶点，作为研究对象，可以说，产业界的研究员连二线科学家都算不上，只能称作是三线，所谓的成果转化者而已。
但是，像是阿斯特拉这样的公司，除了原生的制药公司研究员，免不了还有一线二线转来的研究者的，一些厉害的公司，甚至能招募到诺贝尔奖获得者。
2008的诺贝尔生物学奖就颁给了拉尔德?豪森，他因为研究导致宫颈癌的人***瘤状病毒而获奖，其与阿斯利康的关系密切，可以看做三分之一个阿斯利康人。
这一次的诺奖，也是杨锐所知的最被怀疑的诺贝尔奖舞弊案虽然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但阿斯利康制药公司确实在此届诺奖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阿斯利康的一名董事就是诺奖委员，并在获奖以前，收购了一家公司，该公司开发hpv疫苗的关键组分，并将为此收取巨额的专利费。
除此以外，负责遴选诺奖候选者的五人委员会主席，在06年担任了阿斯利康的收费顾问，负责投票的五十人委员会中的成员之一，同样以顾问的名义拿了阿斯利康的钱。
阿斯利康还在此之前的几年时间里，赞助了诺奖委员会的两家机构和下属推广部门，除此以外，几名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成员，承认受到邀请，由中方付费前往中国，向中国官员介绍各项候选人是如何选定的那是05年以后的事了，说明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对诺奖的窥视之心，或者，只是阿斯利康利用了中国这个平台。
总而言之，大型制药公司就像是大型军工企业，或者大型的能源企业一样，都是具有巨大能量的有机体，他们能够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出的作用，比大多数的亚非拉小国家政府还要强。
但是，大型制药公司同样是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它们都有几十上百年的历史，创始人已去，剩下的职业经理人与股东们都很难找出一家独大者，并不是一名董事或者董事长，就能确凿的决定某件大事的。
杨锐更需要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才好搭上顺风车。
诺贝尔奖面前，人人平等，除了瑞典。
“杨锐先生，时间到了。”普利策来到休息室，声音平和的说了一句。
杨锐稳稳的站了起来，笑了一下，问：“来的人多吗？”
“大约有60人左右。”普利策说着解释道：“瑞典是一个人口偏少的国家，很少会像是中国那样，一下子聚集很多人。”
杨锐愣了一下，不由大笑。
普利策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不禁有些尴尬。
杨锐咳嗽一声，道：“60人很令人满意了。”
他是准备给研究员们讲解学术问题，能凑一个班的人，就很不少了。不客气的说，如今在国内举行一次g蛋白偶联受体的学术研讨会，能听得懂他在说什么的学者，估计连30个都没有，说的更坏一点，十五个或许都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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