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若是能通过降低资金和时间成本的方式，催生多几种新药，也能有无数人因此而受惠。
而杨锐付出的，不过是资料整理的工作而已，何乐而不为呢。
站在讲台上的杨锐，满怀热情，满怀着来自社会主义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情操。
他是真的没有丝毫想要获利的想法。
获取诺贝尔奖的资本不能算。
不能因为有的人在乎声望，就说他做好事都是为了名望。
杨锐放出动态质量重测法，大部分原因，还真的是为了让大家做新药的时候轻松点。
人有生老病死，天底下多一种药物，就多一份机会，这样的技术，他既没有适宜的资源去研究，也没有积极的想法去做，还真不如放出来呢。
实际上，许多科学家都是有这种心态的。
为什么大科学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大家都抢着参加，就是因为人家经常能说出“发人深省”的话，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是也。
大科学家想到了，但是自己不愿意去做的事，就说出来给其他人听听，有愿意去做的就做。
这是多年以来形成的科学惯例了。
宽泛一点的比较，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的关系，都可以看做是此种类型。
比如理论物理学家有一天下午吃葡萄吃多了，突然想，哎呀，你们说，宇宙会不会是膨胀的实验物理学家结合二三十年的观测，得出一个答案，宇宙红移。很好，两人同时得奖。
所以，理论物理学家看不起实验物理学家是有原因的，你们是吃我葡萄皮长大的矮孩子，就算娶了penny又怎么样呢。
当然，有时候，实验物理学家不鸟理论物理学家也是很惨的。比如钱德拉塞卡有一天下午吃红烧肉吃的撑住了，算出了白矮星的最高质量，得出一个钱德拉塞卡极限的东西，然后拿到会议上兴致昂扬的宣读，结果被人当场撕碎，实验物理学家们也顺势将之嘲笑。直到三十年后，钱德拉塞卡极限被证明，再二十年，钱德拉塞卡得诺奖，73岁才将当年的红烧肉消化了，也是心塞的紧。
这两个故事也告诉科学家们，要做被人看得起的人，不要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发现了点什么厉害的东西，就想也不想的冲上去宣读。
想要做那种，随便说点什么话，就有一群人跑去帮你证明的人，你得首先是一个说得出有价值的话的人。
强悍的大科学家，对于自己做不了，自己的实验室也做不了的课题，就像是丢一根被啃过的骨头似的，让大家去争抢。
自己不会损失什么，别人也能得到实惠。
有的时候，强悍的大科学家也会在参加会议的时候，无意间从牙缝里，调出前天没咽下去的肉丝，有反应机敏的将之抢走，也是没办法的事。
拾人牙慧什么的，对科学家来说，也算不得恶心，比这更恶心的事，大家都在研究呢。
一场酣畅淋漓的讲座，用时整整两个小时，中间连一个休息都没有。
看到后面的阿斯特拉工作人员提醒时间到了，杨锐才放缓了语速，合上讲义，道：“今天的内容，讲的还不是非常具体，另有一些问题，尚未说到，我们明天还会有讲座，欢迎大家再来。”
说这个话的时候，杨锐也是有些不安心的。明天要是人变的太少了，那可就尴尬了。
天底下的事，不是你拿出了好东西，大家就会认，若是那样的话，科研界可就轻松了。
杨锐看向下方，下方的瑞典人也看向杨锐。
杨锐没再说话，他是讲完了。
瑞典人也没有要站起来发言的意思，他们的集体主义在此时表露无疑。
杨锐有点失望，怎么说也是很精彩的项目来着。
迟疑中，杨锐走下了讲台，如果动态质量重测法行不通的话，他就得快点考虑转向了，在瑞典呆的越久，他的态度就越分明，得有足够的声望才能继续呆下去。
一步，两步，杨锐就要走出门的时间，掌声突然响起。
还有几名瑞典人，一边拍手，一边走上前来，似乎在表达隆重之意。
杨锐莫名的觉得自己像是帕瓦罗蒂锐：刚才我唱的莫非是歌剧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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