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儿问得巧妙，出乎王振的意料之外，微微楞了一下，此时听得太子道：“对，对，钰弟所言，也是孤要问先生的？君王固然可以运用法术势来遏制百官为自己所用，可百姓也可这般么？你为何秦二世而亡呢？”
王振显然对这个问题做了一番研究，单说法家法术势而言，法与势还是以术为根本，只因术帝王治国的手段和策略，包括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员的手段以及如何维护君主的权力，即所谓刑名之术、察奸之术等。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将其概括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拥有了“势“的统治者，还要将“法“与“术“很好地结合起来。“法“与“术“最大的区别是，“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法“是为达到某种目标而订立的办法、规章之类的强制性制度，应明文公布；“术“则是统治者控制其臣下的技巧，应当潜藏胸中，择机使用，不轻易示人。是玄之又玄的东西，所以韩非认为高明的君王必须善于“操术以御下“。因为“君臣之利异“，“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君王如果不懂得“操术“，就极可能导致“臣下轻君而重于宠人。仁暴者，皆亡国者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韩非之所以强调“术“，是希望使统治者以真正的“王者“姿态从具体的统治事务中独立出来，而不是身陷于琐碎事务中不能自拔。“术“是随时可以运用到立法、行政、司法过程中的灵丹妙药。虽然韩非强调功利实效，但另一面他也颇受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影响，因此并不主张统治者处处过问、事必亲躬。他认为，“圣人、明主治吏不治民“，因为“知不足以遍知物“，“君不足以遍知臣“。明主治国，应当有一种君临天下的大德，此即静因无道，无为而无不为。明主应当懂得自己应当无为，而百官群臣则应当懂得代他无不为，此即君无为而臣任劳。韩非尤其强调君主应保持“虚静之心“的基本修养，切不可轻易在属下面前表现出私人的好恶喜怒以及显露自己的才能。这种法术用于驾驭官员毫无疑问是最佳的法宝，大秦帝国能一同六国，法术势功不可没，但要说驾驭百姓，法术势就未必管用了，究其原因，在于术是观察人际关系，及察言观色，控制操作上下级关系的手法，手腕君王想要一心为民为国，实行救国改革，无论成败，都应该配得上大法两个字！若是只用术，那必然是害国殃民之为，为千古可耻，万民怨恨了，所以秦后，汉吸取了前朝的经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在“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局势下，儒家经典所倡导的圣贤道德、孝悌友爱对社会失去规范力量，不足以对国事的运行发挥支撑稳固作用，因而对各个诸侯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可一旦天下一统，儒家的力量就显示出来了，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从而达到江山的稳定，说到底是百姓的稳定，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诸侯争霸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但儒家许多道德理念非但百姓做不到，就是饱读圣贤书的官员也难以实现，所以在更多的时候不切实际，经过无数能臣的感悟，最终确定了外儒内法，表面仁义道德，其实都是法术权势相结合的手段了。这个问题，历朝历代皇帝都心知肚明，只是不便于明说而言。
对于二皇子的询问，王振倒也没有藏私的念头，走到二皇子面前，道：“这个很简单，以儒家仁义为心，以法家刑罚为骨，在铺一道家无为而治，便能达到帝王驾驭百官，驾驭百姓的手段了，奴婢以为这才是最精妙的帝王之术？”怕太子与二皇子不明白，王振还特意说了一段汉代皇帝对此的看法，当初汉宣帝曾多用刑吏，当太子（元帝）向他建议多用儒士时，他的回答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就是说，汉代一方面是打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是自觉地把儒法结合起来实施统治了。外儒，给封建统治者披上一层仁德的外衣，内法，则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坚强的的后盾。依儒家学说，天地君亲，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制约，但这种伦理约束，尚不具备法律的强制性，于是又生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在礼教之上，虽以明显的等级约束，进而出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律条。伦理的法制化，将一切封建礼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触犯礼教，得到的不再是道德的评判，而是法制的惩罚了，可以说在君王治理国家上，这个帝王之术就较宇文泰与苏大人的什么以反治反有用的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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