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超人听了，忍不住落下几滴眼泪，又问：“后事是怎么处理的？”匡大说：“弟妹一去世，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我店里也周转不开，就算能拿出一点，也无济于事。实在没办法，只好把原本给母亲准备的衣衾棺木给她用了。”匡超人说：“这也没办法了。”匡大接着说：“入殓后，家里没地方停放灵柩，只能暂时停放在庙后，等你回来下葬。你现在回来得正好，赶紧收拾一下，跟我一起回去。”匡超人说：“下葬的事不急。我手头还有几两银子，哥你拿回去，在弟妹的坟上多砌两层厚砖，把坟修得坚固些，也能多保存几年。岳父刚才说，弟妹以后也是诰命夫人，回家后请个会画画的，给她画张像，穿上凤冠补服，逢年过节供在家里，让小女儿给她烧香，她在九泉之下也能安心。还有那年我给母亲做的补服，以后本家亲戚请客，也让母亲穿上，显得与众不同。哥你以后在家，也要让人称呼你‘老爷’，凡事都要有个官宦人家的样子，别丢了身份。等我以后有了官职，肯定把哥嫂都接到任上，一起享受荣华富贵。”匡大被他这番话说得晕头转向，心里美滋滋的，一一答应下来。
当晚，郑家准备了酒席，吃过饭后，匡超人和哥哥便住在郑宅。第二天，他们上街买了些东西，匡超人把几十两银子交给了哥哥。
又过了三四天，景兰江带着刑房的蒋书办来找匡超人。他们见郑家房子狭小，想邀匡超人去茶室叙话。匡超人如今身份不同，虽然没明说，但明显不愿意去茶室。景兰江猜出他的心思，连忙说道：“匡先生现在要办理手续赴任，去茶室确实不太方便。小弟正想为先生接风洗尘，咱们不如去酒楼，也更体面些。”
于是，三人来到酒楼，斟上酒后，景兰江问道：“先生，你这个教习的官职，是不是很快就能得到实缺？”匡超人得意地说：“当然！像我们这种正途出身，考的又是内廷教习，每天教的都是功勋贵族家的子弟。”景兰江又问：“和平时教书差不多吧？”匡超人连忙摆手：“不一样！不一样！我们在宫里就跟在衙门里一样，公座、红笔、墨砚，摆放得整整齐齐。我早上一进去，往公座上一坐，学生们把书呈上来，我只用红笔在日期上一点，他们就退下了。这些学生个个都是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以后出来不是总督、巡抚，就是提督、总兵，见了我都得磕头。国子监祭酒是我的老师，他父亲就是现任中堂大人，中堂大人可是我的太老师。前些日子太老师生病，满朝官员去请安都没见，唯独把我请进去，让我坐在床边，跟我聊了好一会儿才出来。”
蒋书办等他吹嘘完，才慢慢开口说：“潘三哥在监狱里，前几天再三跟我说，听说您回来了，想见见您，叙叙旧。不知先生意下如何？”匡超人一脸严肃地说：“潘三哥以前确实是个豪杰，没出事的时候，我们经常在酒店聚会，每次必点两只鸭子，还有大量的羊肉、猪肉、鸡鱼，像普通店里便宜的菜，他根本看不上。可惜现在他犯了事。按理说，我应该去监狱看看他，但我如今身份不同往日，既然为朝廷效力，就得遵守朝廷的赏罚制度。要是去那种地方看人，就是赏罚不明。”
蒋书办劝道：“这又不是您当本地的官，您就当去看个朋友，怎么会赏罚不明呢？”匡超人板着脸说：“二位先生，这话我本不该说，但咱们是知己，说说也无妨。潘三哥做的那些事，就算我是地方官，也肯定要把他抓起来。现在我要是进监狱看他，不就等于说朝廷处罚他是错的吗？这不符合做臣子的道理。而且我在这里办理手续，巡抚衙门、布政司都知道，要是我去监狱走一趟，传到上面去，就是我官场生涯的一个污点，绝对不行！还请蒋先生多费心，替我向潘三哥问好，他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要是我运气好，这次能谋个好差事，到任一年半载后，带几百两银子来帮衬他，那才是实实在在的。”
景兰江和蒋书办见他说得如此决绝，知道再劝也没用。喝完酒，三人各自散去。蒋书办则回到监狱，把匡超人的话转述给了潘三。
匡超人办好手续，收拾行李准备乘船出发。他提前包下了一艘淌板船头舱，目的地是扬州，在断河头登船。上船后，中舱已经坐着两个人：一位上了年纪，穿着茧绸长衫，系着丝绦，脚蹬朱履；另一位中年男子，身着宝蓝长衫，脚踩粉底皂靴，两人都戴着方巾。匡超人见他们衣着体面，像是有身份的人，便拱手行礼后坐下，主动询问对方姓名。
年长的男子说道：“鄙人姓牛，草字布衣。”匡超人曾听景兰江提起过这个名字，赶忙说道：“久仰久仰。”接着又询问另一位，牛布衣代为回答：“这位是冯琢庵先生，他是这一科新晋的举人，正要前往京师参加会试。”匡超人问牛布衣：“牛先生也一同进京吗？”牛布衣摇头：“我不去，打算到长江边的芜湖县拜访几位朋友。因为和冯先生交好，便结伴同船，到扬州我就告辞，转乘去南京的船，走长江水路。不知先生贵姓，此番要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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