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七十年代初出生在益宁县城的。小的时候，我经常会跟人夸，要是我出生在市里我就是市长的儿子，要是我出生在北京，那我就是北京市长的儿子，因我们的那个小县城位于益宁县的中上镇，而在二十多年前，我爸爸当了十多年的中上镇的镇长。
因我是镇长的儿子，再加上我从小就有一个结实的身体，从小到大从没被人欺负过，这使我养成了桀骜不驯的耿直性格，另，可能应了古人说的“少不读三国，老不看水浒”的那句话，从小抱着三国小人书上长大的我，特别喜欢行侠仗义、打包不平。
我职高毕业后，去当了三年兵，在爸爸高升到县政协当副主席那年，我退伍回到了县里，分到了县交通局，当了一名县交通局稽查队的队员。按当时的体制我是算国家干部的，虽没明确是公务员，但也没明确不是公务员，那时是不需要明确的，只要有正式工作，就是国家干部。几年后，在市里到县城的高速公路开通时，我服从县交通局的安排，到高速公路设于县城郊区的益宁收费站当站长，又过了几年，高速公路企业化，我变成了市属企业的职工，这一次是明确了不是公务员，但因还是转型期，政企不分，虽明确了不是公务员，但待遇没什么差别。后来，市里划了个时间段，明确像我这样的人为事业编人员。
在那些年，都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我本来算是有个好爸爸的，在外人看来，我的工作每一步都应该是有我爸爸荫庇的，可事实确是，从我退伍那天起，工作上的事，都是靠我自己，靠组织，爸爸不但不为我的工作说一句话，反而还毫不留情的斥责主动给他献媚要帮我的人，可以说正直到迂腐的程度。
爸爸不光自己廉洁正直，还要求身边的人也像他一样，对县里的一些侵害老百姓利益的政策，总是无所顾忌的仗义执言，这使他得罪了不少人。
在明确我不是公务员那年，爸爸也退休了，但就算是那时，只要他肯屈身，凭着他的老脸，把我变成公务员也不是什么难事，但他还是坚持原则。爸爸虽说铁面无私，但还是很殷切的希望我能通过努力转成公务员，他的经历使他认为只有公务员，才能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事。现在，为我不是公务员这事，爸爸每次见到我就叹气，总是对我唠叨，叫我要脚踏实地的努力工作，争取早日成为公务员，我本没什么，但见多了身边人的蜕变，特别是在爸爸的一声声叹息和唠叨声中，也就变得向往了，且这种向往着了魔一样愈来愈强烈。
在“要成为公务员”的动力下，我努力工作着，连续几年被市交通局评为全市收费站“啃硬骨头能手”，在市交通系统变得小有名气。
在我们这个名为越州的地级市，除了煤出名外，民风的彪悍也是相当的出名，特别是跑运输的货车驾驶员，在利益的驱使下就更是变得蛮横凶悍。
我刚到益宁收费站工作的那几年，在我们市内的所有收费站，都存在着冲卡逃费的顽疾，那时遇到这种事，如收费员强行拦车收费，就会引发收费员和驾驶员的肢体冲突，造成有人员伤亡的群体性事件。在市里几次大的冲突发生以后，一些地方领导，还有我们的市局领导，为了社会的和谐，更因怕事，怕影响到自己的前程，大都采取无原则地赔偿驾驶员的无理诉求，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来处理这些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助长了冲卡逃费的嚣张气焰，加大了我们收费站的工作难度。
我却不赞同“息事宁人”的做法，我只认一个“理”字，对那些无理冲卡逃费的驾驶员，软的我陪着磨时间，硬的只要他们敢先动手打人，我就带领站上的内保针锋相对，有时就算对方人多势众，打不过，我也不妥协，也要硬撑到底，我是绝不会让他们的冲卡逃费得呈的，更不会满足因他们的过错而造成的损失提出的无理诉求。什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我来说就是屁话，我认为对那些心眼都钻到了钱里的人，如用文明对野蛮，只会乱上添乱，再说讲理的驾驶员毕竟还是占大多数的，他们只是一个学一个，一个跟着一个，如见冲卡逃费不管，睁只眼闭只眼，那本不想冲卡的会认为不冲白不冲，不冲就吃亏，这样就都会学着冲，好人都会变成坏人。所以在我管的收费站，就没有一个冲卡而占到便宜的货车驾驶员，自然也就杜绝了冲卡逃费的发生。
虽然在处理这些事中，我多次被驾驶员砍伤、打伤，全身多处留下了伤疤，但我不退缩，我要的是一股正气，要的是在我所管理的收费站有一个正常的通行秩序，要的是那些每天在站上辛辛苦苦的收费员少受气受罪，要的是国家的财产不流失。然而我这样做的后果却是，给一些上级领导产生了“爱惹事，不会听招呼”的坏印象。
在风风雨雨的工作中，因我的强硬和正直，我与一些有威望的货车驾驶员及很多货运企业的老板反而建立起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有事时，一个电话就能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在益宁站的工作走上正轨后，一些驾驶员和我们站上的同事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包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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