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字同叔，其年幼而颖慧过人，三岁能认字，五岁能题诗作对，作《题所居道傍白塔》诗曰：“白塔青松古道西，塔高松矮不能齐，时人莫讶青松小，他日松高塔又低。”七岁已博览群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乡里间视为神童。
景德元年，江南按抚张知白闻知，极力举荐晏殊进京。次年，十四岁的晏殊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千名考生同时入殿参加考试，他从容应试，援笔立成，受到宋真宗的嘉赏。第三天复试“赋”时，晏殊看了题目，回奏皇帝：“这个题目，臣十天前才作过。请陛下另外出题。”真宗十分赞许他的诚实，又对他的文章十分欣赏，当殿赐“同进士出身”，成为最年幼的进士。后从秘书省正字官至知制诰，进礼部侍郎，后又任礼部、刑部、工部尚书，同平章事兼枢密使，世称“大晏相公”。
大晏有多牛？试举之——范仲淹、孔道辅、王安石等均出自其门下；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经他栽培、荐引，都得到重用。韩琦连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相；富弼身为晏殊女婿，但殊举贤不避亲，晏殊为宰相时，富弼为枢密副使，后官拜宰相……
嗯，其七子、世称“小晏”的晏几道，最善制词，其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
高俅如此“抬爱”，王棣自是“何德何能”、“万万不敢当”的。
不过嘛，他既已决定要走科举这条路，苏轼及李格非都是科场前辈，正儿八经的进士，正好可以请教有关科举的相关事宜。
本朝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等科。科目虽多，但莫重于进士一科。进士历来为朝廷所重视，士子亦趋之若鹜，人才亦多出于此科。凡贡举者，须经解试、省试、殿试而跃龙门。
解试，是由诸州、开封府、国子监将合格举人贡入礼部的一种考试。另外，专为现任官员无出身而应进士举者所设立的“镖厅试”，和以避亲为主，兼有照顾性质的“别头试”，也属于解试范围。地方州府所举行的解试，一般都于秋季举行，故又称“秋斌”。州试时，由诸州判官主持报考进士的士子的考试，由录事参军主持其余各科的考试。如果考官不懂经义，可选次一级的官员充任，但要经判官监考。试卷上要加盖“长官”之印，考官和监考官还要在试卷后面签名。
解试通过的考生称为“举子”或“贡生”，于当年冬季集中到京师，于次年春初参加“省试”。所谓“省试”是因就试尚书省而得名，实为礼部所主持。
殿试，实际上是省试的一种复试形式，始于太祖开宝六年。殿试头名者，即“状元”。
宋沿五代旧制，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后改开宝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进士科以外的各科，常合称“诸科”。神宗时，废诸科，另设“新科明法”，元佑时废。皆以进士科为重。
至于开科取士的时间，则经数度变化。太宗末年起连停科举五年，真宗初又连续举行三年，后行间年一举，以后又渐行间隔二年一举，但还不是定制，所有停举年都要下诏“权停贡举”。英宗治平三年，“诏礼部贡院，今后每三年一开科场”，确定了“三年大比”的制度，为后世所沿袭。
明年，恰逢辛未科省试春闱。
关于本朝科考，王棣大体是知晓的，但终究知之不详，经苏、李二人细细说来，遂“豁然开朗”。
至于科考内容，他倒是特意了解过，毕竟苏轼是反对王安石科举改革的，此时倒不好多问，只心里默默回忆了一番。
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在所拟改革科举的中书札子中，认为：“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因此他提出“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贡举新制”规定，应举人不再考试诗赋、帖经、墨义之类，而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论语》、《孟子》为兼经。同时废罢明经诸科，另设明法科，凡是原先应试明经诸科，而又“不能改试进士”科的，考明法科，“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新的明法科，时称新科明法。
神宗皇帝言：“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着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以“新学”派的观点撰注《诗义》、《书义》、《周礼义》，合称《三经新义》，于熙宁八年颁布学校，作为教科书。此后，《三经新义》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以此选拔拥护改革的官员。元佑时，新学派遭到打击，但理学派、蜀学派，都还是小学派而未受到重视，只提出“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令天下学官讲解”，并不得引用王安石的《字说》，而要求用“诸家之说”，以及考试“添诗赋”，但未恢复帖经、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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