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元直在密室中定下强军之策的次日，我便着手将计划中那些可以公之于众的部分，精心整理成一份条理清晰的条陈，寻了个合适的时机，向主公（刘备）作了详尽的禀报。
不出所料，主公对于任何能够增强军力、以应对北方威胁的建议，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支持。我着重强调了整顿军纪、强化训练对于提升士气和战斗力的直接好处，并巧妙地将之与匡扶汉室的大业联系起来，这正中主公下怀。对于具体的练兵方法，如队列、协同、体能等，我只阐述了其在战场上的实用价值，并未涉及更深层次的理论或太过超前的概念。
主公听完，抚着长须，连连点头：“子明所虑，深合吾意！兵不强，何以御敌？将不严，何以率众？新野初定，正当厉兵秣马，以备不虞。此事，便由子明全权负责规划，元直先生从旁襄助。云长、翼德那边，吾自会与他们分说，让他们全力配合！”
有了主公这句“全权负责”，以及他亲自出面协调关张二将军的承诺，我推行计划的最大障碍便已扫除。当然，我深知这份“全权”仅限于公开层面的练兵事务，我那些更深层的、关于“利器”和私军的秘密计划，仍需在水面之下，悄无声息地进行。
得到主公的首肯后，我和元直立刻行动起来。元直负责根据我们之前的讨论，草拟更为细致的训练章程和奖惩条例，他引经据典，措辞严谨，既体现了新法的精神，又尽可能地符合了当下的习惯和认知，减少了推广的阻力。而我，则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整体的规划、资源的调配以及关键环节的把控上。
新野城外，原本荒芜的几片空地，被迅速清理出来，开辟为新的校场。一时间，沉寂多时的新野军营，变得喧嚣而忙碌起来。
推行新法，我们选择从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令行禁止”入手。
这一点，关将军（关羽）无疑是最佳的执行者和监督者。他那双丹凤眼一扫，不怒自威，足以让任何心怀侥幸的士卒胆寒。按照新的军法条例，对于操练迟到、号令不从、喧哗吵闹、私斗滋事等行为，处罚力度远胜从前。关将军亲自坐镇校场高台，手按青龙偃月刀（虽然他日常不会时刻带着，但那股气势已深入人心），目光如电，但凡有触犯军法者，无论亲疏，一律严惩不贷。轻则鞭笞，重则枷号示众，绝无情面可讲。
几日下来，效果立竿见影。原本有些散漫的军营风气，迅速为之一肃。士卒们走路挺胸抬头，说话低声细语，听到号令反应也快了许多。那股弥漫在军营中的懒散之气，被关将军的威严和严苛的军法涤荡一空。
有了军纪作为保障，接下来的队列操练和协同动作训练便顺理成章地铺开了。
我摒弃了以往那种只重阵型大概、不究细节的做法，引入了后世队列训练的一些基本元素（当然，是以当前士卒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从最基础的站姿、转向、齐步走到跑步走，每一个动作都有明确的标准和口令。要求队伍行进时横平竖直，间距整齐划一，号令一下，动作整齐划一，如同一人。
这对于习惯了相对自由的士卒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全新的、甚至有些枯燥的体验。起初，队列总是歪歪扭扭，动作也参差不齐。负责日常操练的张将军（张飞），性如烈火，嗓门洪亮，最初看到这般景象，急得豹眼圆睁，哇哇大叫，恨不得亲自下场，将那些动作不到位的士卒一个个拎出来“指点”一番。
幸好有元直在一旁协助。他耐心细致地向张将军解释这种训练的意义：“将军息怒。队列整齐，非为好看，实为战场之基。队伍齐整，则号令易传，变阵迅速；动作划一，则士气凝聚，冲击有力。看似枯燥，实则是在磨练士卒的服从性与协同性。基础打牢，日后方能演练更为精妙的战术变化。”
他又亲自走到队列中，向基层军官和士卒们讲解动作要领，分析队列整齐在接敌、防御、追击等不同情况下的实际作用。他的讲解深入浅出，逻辑清晰，加之态度温和，比起张将军的咆哮，更容易被士卒们接受。
张将军虽性情急躁，却并非不明事理之人。听了元直的分析，又看到主公和我都对此事极为重视，便也捺下性子，按照新的规程，更加严格地督促士卒操练。他那洪亮的嗓门，成了校场上最具有穿透力的号令，虽然依旧严厉，却少了几分暴躁，多了几分章法。
队列训练的同时，基础体能训练也悄然展开。我没有搞那些太过严苛的项目，只是在每日的操练中，加入了定量的负重跑、简单的障碍翻越、以及一些增强臂力和腰腹力量的基础动作。目的是逐步提升士卒的身体素质，为将来更高强度的训练和战斗打下基础。
起初，自然也少不了抱怨。许多士卒觉得，上阵杀敌靠的是勇气和技艺，这般枯燥的跑跳有何用处？元直再次发挥了他的口才，他告诉士卒们：“两军对垒，胜负往往取决于谁能坚持到最后。强健的体魄，便是你们在战场上活下来、战胜敌人的本钱！跑得更快，追得上敌人，也跑得脱危险；力气更大，挥刀更有力，格挡更稳固。这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将来少流一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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