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人出了法院直奔停车场，冯见雄开着他的保时捷，送两个妹子先回莫愁湖的公寓。
坐到车上，虞美琴才耐心地跟马和纱解释这里面的困难：
“纱纱，法律原则要落地实践，是很难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好了，宪法都说，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不得被剥夺，这是一个总刚性的原则。可是几十年了，有谁援引这条原则真的打官司过么？其实有过很多人诉求，也提到过这个原则，但都没判下来。
一直到最近这两年，有个鲁省的原告，因为多年前高考后录取时，被人冒名顶替的事儿，反复上访、起诉，最后一直闹到最高院，才在黄副院长的主持下，批复了一个解释，承认了这事儿‘侵犯了她的受教育权利’。
不过，黄副院长本人作风也不太好，如今又出事被**了，他当年作出的批复、解释，也都被‘对人不对事’地……唉了，所以现在官方看来，我国的宪法司法化，一直是零，原地踏步。反正，要把纲领性的原则落地，司法实践化，总之是很难很难的。”
虞美琴提到的这事儿，在后世国内司法界也是被无数有志之士扼腕叹息的。
某些贪官污吏出事了，确实该判。但华人历来的株连文化传统……有时候也不得不说是比较那个。实事求是的话，应该对事不对人。坏人也有可能做出过好事，不能因为人坏，就否认他的所有判断。
马和纱听得很是郁闷，头发都似乎变得更软了。车子堪堪到了地方，她还有些不甘心，一下车就肆无忌惮地搂着冯见雄：“雄哥，你说呢？刚才你开车我没敢烦你。”
冯见雄一边锁车、摁电梯上楼，一边无所谓地说：“我的看法跟美琴差不多，庭上说得再义正辞严，对胜诉作用还是有限的。这个案子，一审输掉的可能性很大。
毕竟，我们的外在表现，本身就是不符合社会道德的：我们并不是苦大仇深的形象，而是‘知违约还坚持违约’的形象。所以，法院如果判了我们输，能看懂里面关节的社会公众压根就没几个。法院不用害怕群体民意，也不用害怕道德风险。如此一来，再加上苹果势力庞大，我们输掉就很正常了。”
法理要想左右庭审的胜败，这当然是应该的。但牛人都懂得要借势，应脖子靠法理的同时，你总不能同时既得罪民间朴素道德、又得罪有钱有势的巨头。
而冯见雄今天的所作所为，就是既得罪了巨头，又得罪了朴素道德。
这样，法官想绕过几条没有什么司法化实践先例的笼统、原则性法条，判他输，阻力和压力就很小了。
毕竟没人帮冯见雄说话么。
同时，审判方还禁止了他在公众舆论场合解释这个案子的法律适用。这样一来，他通过微博公知大V们解释背后原理的路子也堵死了。
三重BUFF和DEBUFF之下，审判方的倾向是可以预测的。
几个人回到屋里，各自脱了外套，在沙发上坐下。
“那我们怎么办？”马和纱给大家倒好茶水，急切地问。
“等。一审输了，还能上诉。我们争取在二审拿下就行。”冯见雄智珠在握的样子。
“二审我们就有优势了么？”马和纱依然不懂，想不通为什么要期待二审。
“相对而言，有些优势吧。这个案子，相对而言属于比较适合靠二审翻盘的那类。”旁边的虞美琴，一边整理包包里的卷宗，一边分析道，
“首先，在民事诉讼中，二审如果认为一审的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那按照《民事诉讼法》是必须发回重审的——这个制度的法理原则相信你也知道了，就是防止一方在二审才提出新证据、搞证据偷袭。
但是，与之对应的，那就是二审中如果没有新事实、新证据，只是发现一审法院对于法律条款的适用、归纳有问题，那就可以直接改判，不用发回重审。一言以蔽之，就是‘事实判断都对、只有价值判断错误’的案件，二审就直接改判了，判完就彻底终结了。
我们这个案件，对于你的行为、事实的认定，其实原被告双方都没有分歧，事情就是这些事情。所有的分歧，都集中在‘定性’上，也就是价值判断和法条适用、法条解释。因此，二审只要能翻盘，就直接是决定性的。
其次，因为这个案子存在一些很纲领性的《物权法》总则法条，此前都没有被司法实践化过。如果是省级高院二审，遇到这种问题，是有权直接向最高院去函请示、请求最高院给出条文解释的。因此，只要这个案件成了最高院直接回函解释的案件，那么未来一切的申请再审等可能性也基本上彻底堵死了。请到最高解释后赢苹果，那就是绝杀。”
“那么，有把握请到最高解释么？总觉得这种小事，很难啊。何况，又如何把握最高解释的走向呢？这个根本不可控。雄哥连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都被禁言了，不能乱评论的啊。”
马和纱自言自语着，眉头愈发紧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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