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20日，由长沙开往郑州的258次列车，正疾驰在京广线上。
10号车厢的厕所里，突然传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
乘警吴建新被几名匪徒用刺刀顶住脖颈，双手反铐在厕所扶手上。歹徒点燃香烟，狞笑着摁在他胸前。
“怎么样，舒服不？”“你们警察平时不是挺威风吗？现在怎么不吭声了？”烟雾混着皮肉烧焦的气味弥漫开来。
事发前不久，几名东北流窜犯在孝感站混上车。列车启动后，两人便开始对乘客行李下手。
正在巡查的乘警吴建新、刘松森迅速赶到10号车厢，厉声喝止并上前搜查。不料，车厢内潜伏的另外七名同伙瞬间封锁两端车门，数把尖刀直逼两名乘警要害。
旅客们吓得浑身发抖，眼睁睁看着歹徒持刀挨个搜刮钱财。
有人不甘积蓄被夺，奋起反抗，却被捅得浑身是血；更有丧心病狂的匪徒将人抛下飞驰的列车取乐，甚至当众侵犯年轻女乘客。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3·20”铁路特大抢劫案。
案件背后，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进程中，东北老工业基地衰退引发的大规模失业潮。
部分失业者铤而走险，组成号称“南下铁道袭击队”的犯罪团伙，自称“东北虎”，专在铁路线上盗窃抢劫。
据当时公安部门统计，铁路流窜犯已达十万人之众，而“3·20”案则是新中国铁路史上情节最恶劣的劫案之一。
一年过去了，乘坐过那趟列车10号车厢的旅客和乘务人员，仍时常从噩梦中惊醒。
民众愤怒质问公安机关为何屡打不绝。事实上，铁路公安曾于1984年、1986年开展多次专项行动，但因组织协调不足、打击方式不奏效，犯罪气焰反而愈演愈烈。
严峻形势下，公安部与铁道部决定打破警种地域界限，联手出击。
1989年5月10日，五省市及铁路公安系统33名代表齐聚郑州，召开打击东北流窜犯罪协作会议，决定成立“5·10”专案组，下设郑州、上海两个工作组，东西合围。
郑州“5·10”专案组由郑州铁路公安局刑侦科副科长王仲刚担任前线指挥。
专案组设在铁路公安分局收审所外的简易平房里，经费匮乏，唯一交通工具是一辆偏斗三轮摩托。
压力巨大的王仲刚一度自我怀疑，但在上级王光礼的鼓励下，他想起十五年前自己侦破押运员抢劫案的经历，重燃信心。
突破口从一个叫毕海波的贼头身上打开。郑州市公安局早前发现，毕海波等人常昼伏夜出购买各地车票却不过夜，手中还有大量不明现金。
专案组成立后，毕海波被移交而来，但他极为狡猾，到案后立刻翻供，审讯时软硬不吃。
王仲刚转变策略，派熟悉本地情况的冯杰调查毕海波的软肋——其女友小红已怀有身孕。
经耐心劝导，小红同意配合警方。审讯室里，毕海波见小红现身先是大骂，但听到女友哭诉“不想孩子一出生没父亲”时，心理防线崩塌，不仅交代了真实住址，还供出杨志刚等11名同伙在多趟列车上盗窃的犯罪事实，涉案金额巨大。
根据毕海波供述，这帮东北流窜犯多落脚于德化街春光旅社，主要因旅社有数名从事色情服务的女子，其中老板娘的女儿张俊梅外号“胖妞”，长相可爱，皮肤白嫩。
专案组迅速控制张俊梅，并顺藤摸瓜掌握了22名流窜犯名单。王仲刚决定将张俊梅发展为01号线人。
与此同时，专案组报请铁道部公安局筛查22人信息，并向全国发出5000份《查缉通报》。第一追捕组由经验丰富的老刑警陈宁带队，于5月25日奔赴东北。
东北追捕困难重重。6月13日，侦查员商俊奎、刘思明在泰来县将睡梦中的嫌疑人杨文清抓获。
杨文清是串联多个团伙的关键人物，但审讯时百般抵赖。尽管未取得口供，首战告捷仍鼓舞了士气。
王仲刚趁机扩大情报网，将倒卖车票的铁路工人王建发展为灰色线人。6月9日，第一抓捕组在齐齐哈尔将团伙首犯吴殿涛堵在家中，经过搏斗将其擒获。
吴殿涛同样拒不交代，被押回郑州后，专案组设计套出“南下铁道袭击队”三巨头及曹猴子团伙的信息。
曹猴子，38岁，吉林洮南人，有近二十年犯罪史。
1976年因盗窃被劳教，1980年又被判刑三年。出狱后他变本加厉，成为杨志刚团伙核心成员。
专案组调整策略，集中兵力围剿流窜犯聚集区，在白城抓获一名“舌头”，顺藤摸瓜抓获曹猴子等6人。
审讯中，专案组人员对患肺气肿的曹猴子端茶送水，令其大为感动，主动交代出七八名同伙，并透露“3·20”案首犯是绰号“东北虎”的赵喜贵和“亡命车匪”钱振民。
专案组大胆决定将曹猴子发展为03号线人，每日补助10元，报销医药费。侦查员的关怀让曹猴子誓死效劳，很快提供了碾子山重要知情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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