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村子都被惊动了。人们纷纷走出家门，站在路边交头接耳。
没人注意到，人群里多了一个阉猪的手艺人，自行车后座上插着一根红毛，那是阉猪的标志。
这个“手艺人”站在人群里，静静地听着村民们议论。
半个多小时后，一个年轻妇女急匆匆地走到华妻面前，小声说了几句话。华妻点点头，两个人一前一后离开了。
“手艺人”推着自行车，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下弦月升起来了，清冷的月光洒在乡间小路上。
七八个黑影悄无声息地包围了一座农舍。
门被猛然撞开，几把手电的光柱射进屋内：“不准动！举起手来！”
屋里死一般寂静。
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过去了。
两个持短枪的武警一前一后冲进去。就在跨过门槛的一刹那，一根木棍从门后斜劈下来，正中第一个武警的头部。他一声不吭地倒了下去。
几乎同时，两声枪响。
华某左手腕和小腿同时中弹，一阵麻木之后，他瘫倒在地。
六
监房里，夜幕降临。
华某躺在硬板床上，脚上的铁镣沉得像一座山。他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一动不动。
隔壁的监房传来轻微的鼾声。那是另一个死刑犯，明天跟他一起上路。
走廊里，值勤武警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华某突然想起了很多事。
他想起了第一次见妻子的那天。她穿着碎花布衫，扎着两条辫子，在集上卖粉条，笑起来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他想起了她私奔来找他的那个夜晚。她走了十几里夜路，敲开他家的门，说：“我不回去了。”
他想起了他们的孩子。儿子像他，女儿像她。
他想起了那天的银行。那个冲出来的男员工，倒下去的时候眼睛还睁着，望着他。那双眼睛，他这两年里梦见过好几次。
明天，他也要死了。
他不知道死后是什么样子。也许真的有鬼，也许什么都没有。
但他知道，明天之后，妻子就是寡妇了。孩子就是没爹的孩子了。
他突然有点后悔。
不是后悔抢银行，不是后悔杀人，而是后悔那天不该冲出来。
如果不冲出来，也许他还能再逃一阵子。也许还能再活几年。也许还能再见妻子几面。
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凌晨三点，管教干警来查房。
透过观察窗，他们看见华某还睁着眼，望着天花板。
“还没睡？”
华某没回答。
干警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脚步声渐渐远去。走廊里又恢复了死寂。
远处，隐约传来一声鸡叫。
天快亮了。
七
清晨六点，死刑执行令正式下达。
七点整，早饭送来。是包子，白菜猪肉馅的，每人两个。这是“规矩”——死刑犯的最后一顿饭，总要吃得好一点。
华某吃了半个，就放下了。
八点整，管教干警打开监房门，走了进来。
“华某，出来。”
华某慢慢站起来，拖着铁镣一步一步往外走。走到门口，他突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这间他住了几个月的监房。
只有几平方米，一张床板，一个便桶，一扇小小的窗户，透进来一方灰白的天空。
然后他转过头，走了出去。
走廊尽头，朱某和王某也被带了出来。三个人对视了一眼，谁都没说话。
他们被带到一间屋子里，换了衣服，剪了头发。然后被押上囚车。
囚车驶出监狱大门，驶过那条不繁华的街道，驶过那个市声鼎沸的农贸市场。
路边有人驻足张望，但没人知道这辆车里装的是什么。
华某透过铁栏杆望着外面，望着那些自由行走的人，望着那些卖菜的、买菜的、骑车赶路的。
他突然想起，自己也是农民，也卖过粉条，也赶过集。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囚车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停下来。
他们被押下车，面对着一堵墙。
阳光照在墙上，白得刺眼。
执行的法警走上前，核对了身份，宣读了执行命令。
华某望着那堵墙，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听见有人在喊口号，听见身后有拉动枪栓的声音。
他想起妻子，想起孩子，想起那个倒下去时还睁着眼睛的银行员工。
然后，他听见了一声清脆的响声。
那是他这辈子听到的最后的声音。
1996年12月某日，华某、朱某、王某三名死刑犯，在烟台市某刑场被执行枪决。
消息传到监狱，老张正在办公室里整理档案。他抽出华某的那一份，在封面上盖了一个“已执行”的章。
然后他把档案放进了柜子最深处。
窗外，月季花开得正好。
办公区东侧那道铁门后面，死囚监区又空了。但过不了多久，又会有人住进来。
那道白色直线，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
上面三个大字：警戒线。
仿佛在提醒每一个人：跨过这条线，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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