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稍微想了一下，将心比心，若是他是那个前去求官的，最高领导半个多月不留面，其他部门头目也没有权利给自己安排，一直晾着自己，自己也会心寒的。
王粲见魏延陷入思索，以为他挂念家中妻女想急于归家，自己这个做下属的也不能太不像话了，便笑道：“主公，您只需要跟他们一起见个面，跟他们做个保证，让他们心安了，以后再抽空跟他们逐个会面详谈就好了。”
魏延在这些人才里面没有发现奇才，发现都是中庸之才，不过，一个国家或一个军队更多时候是靠中庸人才上传下晓的，毕竟不可能几个精英人才就能治国治军的！
即便如此，他依然讲得激情昂扬，他们群情激奋，纷纷愿意为魏延效死！
魏延自己发掘人才，他能看出人才的优劣，看出人才道德的缺陷，能保证人才的忠诚度，但他个人精力始终有限，而科举制度还不敢推出，现在靠的还是荐举制度！
既然是荐举的，那就免不了一些腐败和私心自用，把一些不合格的人才或者道德败坏的人荐举出来。
为了遏制这个泛滥三国魏晋时期导致五胡乱华的坏制度，魏延特地设下制度，被荐举人须在荐举人陪同下，面见上司，荐举人还须立下保函，被荐举人才能就任！
他这个制度并不是新创的，而是沿用秦朝和西汉时期的荐举连带责任制度予以约束，规定荐举人与被荐举人之间有法律连坐关系，被荐举人一旦犯下贪污腐败、私通外敌等罪行，荐举人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秦朝确立大一统的政治制度时，就限制官员用人权。
司马迁在《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说：“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简单来说，就是“谁荐举谁负责”，你主张提拔谁就要对他负责到底，他的好就是你的好，他的错也是你的错。
秦昭王时期的丞相范睢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是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功臣，他本是魏国人，早年经历坎坷，后来得到郑安平、王稽二人帮助才入秦。他是个“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的人，发达后向秦昭王举荐王稽为河东太守、举荐郑安平为将军。后来郑安平在战争中投降了赵国、王稽因勾结诸侯被诛杀。按秦法，作为荐主的范睢要承担同等罪责，株连三族。秦昭王明确表示要保范睢，禁止国内议论郑安平等人的事情，还赏赐范睢表示支持。但范睢还是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一蹶不振，以下台收场。
这条原则到汉朝进一步明确，汉初《二年律令-置吏律》详细规定荐主的责任：“任人以为吏，其所任不廉、不胜任以免，亦任免者。”如果被推荐的人不廉洁或者不能胜任工作，不仅被推荐的人要被罢免，荐主也要承担连带责任被罢免，这就是“荐举连带制”，把荐主和被推荐者双方的政治命运捆绑在了一起。
西汉时，富平侯张勃荐举陈汤，因选举不实获罪，除了削去封邑二百户外，死后还被谥为“缪”。
严格的荐举连带制，必然遭到了世家官僚势力的抵触与反击！
他们既想把持用人实权，又不愿意承受连带压力，便指出有些被荐举者口是心非沽名钓誉，欺骗荐主，或者有些人在被提拔时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一旦大权在握后就腐败变质，难道荐主也要负责？又或者，被推荐者能力出众，是个能臣干将，但私德有问题，荐主也要负责任吗？
在世家官僚日积月累的攻击下，荐举连带制在西汉末年王莽执政时期，松动了，规定荐举时“不以小疵妨大才”。
可什么样的缺点或错误才算是“小疵”，怎么又够得上“大才”的标准呢？这就在事实上给连带制松绑，减轻了荐主的责任，果然滥举之事开始发生。
汝南袁氏鼻祖袁安等无耻之辈便利用连带制松动之际，大肆荐举官吏，培植亲信，其他世家亦是如此作为，久而久之，到了东汉末年，世家大族遂尾大不掉，成为大汉肌体上的毒瘤。
大汉衰败如斯，跟荐举连带制松动败亡不无关联。
魏延想到那一世某个时期吏治败坏，跟毫无荐举连带制度大有关联，某些贪官污吏被查出来以后，那些在此之前保举他们还从他们那里得利的上层领导安然无恙！
如此自上而下毫无制约的垂直荐举任命制度，又怎能不产生腐败呢？
当然，如果这个制度推行下去，看起来受影响最大的当属魏延，论荐举的人才之多，谁都远不如魏延，魏延麾下这些将领，除了赵云等寥寥几个人格比较完美的人物之外，其他的将领在私德上多有瑕疵，若是被政敌揪着不放，魏延将来恐无法面对天下，无法在朝堂立足，那些世家大族恐怕会众口铄金地把他说成第二个董卓。
但魏延不怕，他有种子神器精灵，帮他随时盯着这些被荐举人的动静，注意他们的忠诚度，注意他们的廉洁操守，如果有什么问题，在发生之前，就先行处理，绝对不给那些世家人物任何非议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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