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的春风落了场细雨，润透了贾庄村的泥土，也润开了父母新婚的日子。北屋的土炕还带着新苇席的糙意，墙角的旧木柜里，叠着两人仅有的几件布衣，没有绫罗绸缎的点缀，却透着一股齐心协力的踏实劲儿。新婚的喜庆还没散尽，夫妻俩就一头扎进了柴米油盐的日子里，心里揣着一个共同的念想：攒家业，顾家人，把日子过出烟火气来。
天刚蒙蒙亮，鸡叫头遍的时候，母亲就醒了。她轻手轻脚地挪下炕，生怕惊动了身边熟睡的父亲。窗外的月光还没褪尽，院子里的柿子树影影绰绰，东屋的厨房透着一点微光——婆婆已经起来忙活了。母亲系上围裙，快步走进厨房，灶膛里的火苗正舔着锅底，锅里的玉米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香气混着柴火的烟味飘满了屋子。“娘，俺来烧火吧，您歇会儿。”她接过婆婆手里的火钳，熟练地添了几根柴火，火苗“噼啪”一声旺了起来。
等天大亮的时候，四合院里已经热闹起来了。爷爷奶奶坐在正房的门槛上晒太阳，大伯娘挎着篮子去菜园子摘菜，三姑四姑五姑背着书包往村小学跑，父亲已经准备去副业队的染房干活了。母亲把一碗热气腾腾的玉米粥和两个玉米面窝头递到他手里，又往他兜里塞了一个腌萝卜疙瘩：“晌午别饿着，染房里活儿重，多喝点水。”父亲接过碗，看着妻子眼里的关切，咧嘴一笑：“知道了，你在家也别太累，纺线的时候记得歇会儿。”
说罢，大步流星地走出了院门。父亲站在门口，看着他宽厚的背影消失在村道的尽头，直到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屋，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那个年代的农村，日子过得紧巴，家家户户都靠着工分过日子。母亲虽是新媳妇，却一点也不娇气，她主动去生产队报了名，跟着村里的妇女们一起下地干活。春天种棉花，夏天割麦子，秋天摘玉米，冬天平整土地，哪样活儿都不落下。
割麦子的时候最是辛苦。毒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晒得人头皮发麻，脚下的麦茬扎得脚踝生疼。母亲跟着大部队，弯着腰，手里的镰刀飞快地挥舞着，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浸湿了额前的碎发，糊在脸上又痒又黏。她不敢停下，身边的大嫂大娘们都在埋头苦干，工分就是一家人的口粮，多割一分麦子，就能多挣一个工分。有时候实在累得不行了，她就直起腰，捶捶酸痛的腰杆，看着远处金黄的麦浪，想起高大旺在另一片地里挥汗如雨的模样，心里就又生出一股劲儿来。
摘棉花的时候，倒是多了几分细致。清晨的棉花地里，还沾着露水，雪白的棉桃咧着嘴，像一个个小馒头。母亲的手指又细又巧，捏着棉桃轻轻一扯，雪白的棉花就落进了竹筐里。她摘得又快又好，筐里的棉花总是堆得冒了尖。队里的妇女队长见了，总忍不住夸赞：“义玉这姑娘，真是个好把式，不像城里的娇小姐，干起活来一点不含糊。”母亲听了，只是腼腆地笑笑，手里的动作却更快了。
白天在生产队忙活一天，晚上回到家，母亲也不得闲。她要给一家人做饭，要伺候爷爷奶奶洗漱，要帮着婆婆收拾院子，等忙完这些，夜已经深了。可她还不肯睡，点上一盏煤油灯，坐在炕沿上，开始纺线。
昏黄的灯光下，她的手灵活地转动着纺车，“嗡嗡”的纺车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棉花在她的手里，变成了一根根均匀的棉线，缠绕在纺锭上。纺线是个磨人的活儿，耗时间，费眼力，纺一会儿，眼睛就酸涩得厉害。母亲就揉一揉眼睛，继续纺。这些棉线，攒够了一定的数量，就可以织成布，给家人做衣裳，或者拿到供销社去换点钱，补贴家用。
除了纺线，母亲还有一双巧手，纳鞋底的手艺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她白天干活的时候，就留意着收集一些碎布，晚上把这些碎布一层一层地用糨糊粘起来，晾干了，就是“袼褙”。然后，她照着家人的脚样，剪出鞋底的形状，再用麻线一针一线地纳。纳鞋底的针脚要细密，要均匀，这样纳出来的鞋底才结实耐穿。夜深人静的时候，四合院里只剩下纺车的“嗡嗡”声和纳鞋底的“嗤啦”声，母亲低着头，手里的针线穿梭不停，心里想着：给大旺纳一双厚底的布鞋，下地干活穿着舒服；给爷爷奶奶纳一双软底的，走路不硌脚；给小姑子们纳一双带花的，她们肯定喜欢。
就在母亲在生产队和家里两头忙活的时候，父亲也在琢磨着怎么多挣点钱，让日子过得宽裕些。光靠生产队的工分，只能勉强糊口，要想攒下家业，还得另寻门路。他年轻力壮，又有一把子力气，收工之后，就去揽一些副业活儿。
村里的老李家要盖房子，需要人挑砖挑瓦，父亲就去了。从村口的砖窑到李家的院子，一里多地的路程，他挑着满满一担砖，健步如飞，额头上的汗珠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他也顾不上擦。一趟下来，能挣两毛钱，他一天能跑十几趟，晚上回家的时候，肩膀被扁担压得通红，胳膊也累得抬不起来，可他看着兜里的几块钱，心里却乐开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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