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的秋风，把贾庄村的棉花地吹成了一片雪海。垄垄棉棵挨挨挤挤，沉甸甸的棉桃咧着嘴，吐出蓬松的白絮，风一吹，就像撒了满地的星星。生产队的喇叭一喊，家家户户的妇女们都挎着竹筐，涌向棉田——摘棉花的时节到了，这可是一年里挣工分的要紧营生，按斤计分，一斤皮棉记一分，谁摘得多，年底分红就多，分的粮食、票证也能厚实些。
母亲挎着竹筐，牵着三岁的红英，走在棉田的小径上。红英穿着娘亲手缝的碎花小褂，扎着两个羊角辫，手里攥着一朵刚摘的棉花，颠颠地跟在娘身后，小嘴里叽叽喳喳：“妈妈，棉花像天上的云吗？软乎乎的。”母亲弯腰摘了一朵，塞到女儿手里，笑着说：“像呢，咱把这些‘云’摘回家，就能换粮食，换布票，给英儿做新衣裳。”
红英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学着娘的样子，伸出胖乎乎的小手去扯棉絮。可她手太小，力气也不足，往往扯得棉絮七零八落，还沾了一手的棉叶。母亲也不恼，任由她在身边折腾，自己的手却不停歇，手指翻飞间，雪白的棉花就落进了竹筐里。她是队里的摘棉能手，手指又细又巧，别人半天摘半筐，她晌午就能摘满一筐，队里的记分员每次来称重，都忍不住夸：“义玉这手速，真能赶得上男人家。”
母亲听了，只是腼腆地笑。她心里清楚，多摘一斤棉花，就能多挣一分工分，年底家里就能多分几斤粮食，几张票证。父亲在染房干活，一天记十分，这在队里算是高工分了，可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处处都要花钱粮，她得多挣点，才能帮衬着丈夫把日子过起来。
红英在棉田里玩得不亦乐乎，一会儿追着蝴蝶跑，一会儿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玩累了，就坐在田埂上，抱着竹筐的一角，把棉花揉成小团子。母亲摘得累了，就直起腰，捶捶发酸的腰杆，看着女儿粉雕玉琢的小脸，心里就泛起一股甜。风吹过棉田，带来阵阵棉絮的清香，远处传来社员们的说笑声，还有生产队的广播里播放的《东方红》，这声音混着红英的咿呀声，竟成了最动听的旋律。
中午歇晌的时候，社员们都聚在田埂上吃午饭。母亲从布包里掏出两个玉米面窝头，还有一碟腌萝卜，娘俩坐在树荫下，吃得津津有味。红英啃着窝头，忽然指着不远处的父亲，大声喊：“爹！爹！”王义玉抬头一看，果然看见父亲扛着锄头，从染房的方向走来。他是趁着午休的空档，来给娘俩送水的。
父亲走到近前，把水壶递给母亲，又伸手抱起红英，在她脸上亲了一口。红英搂着爹的脖子，把手里的棉花团子塞进他嘴里，咯咯地笑：“爹，吃云。”父亲假装嚼了嚼，夸张地说：“真甜！俺家英儿种的‘云’就是好吃。”逗得母亲也笑了起来。
“染房的活忙完了？”父亲喝了口水，问道。父亲点点头，抹了把额头的汗：“上午的活计干完了，下午还要去。俺瞅着天要变，晚点得去把院子里晒的棉花收了。”他说着，看向母亲的竹筐，里面的棉花已经堆得冒了尖，“你今儿个又摘不少，能记不少分呢。”
母亲的脸上露出一丝欣慰：“多摘点，年底分红就能多些。咱家里的粮缸快见底了，就盼着分粮食呢。”父亲嗯了一声，眼神里满是笃定：“俺在染房一天十分，你摘棉花也能挣七八分，年底咱的工分肯定不少，分的粮食够咱吃一冬了。”
红英在爹的怀里，听着爹娘说的话，虽然不太明白，却也跟着咯咯地笑。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一家三口的身上，暖洋洋的，棉田的白絮在风里飘飞，像一场温柔的雪。
日子就在这样的忙碌与期盼中，一天天滑向深秋。等到棉田的棉花摘完，地里的玉米、谷子也都归了仓，生产队就开始了一年一度的评分分红。这可是全村人最期盼的日子，比过年还要热闹。
分红的地点设在队部的打谷场上，场院里支起了一张长长的木桌，队长和记分员坐在桌后，手里捧着厚厚的工分簿，一笔一笔地念着社员们的名字和工分。社员们都挤在场院里，踮着脚尖，伸长了脖子，脸上满是期待的神色。
父母也来了，红英被爹抱在怀里，好奇地看着眼前的热闹。当队长念到父亲全年工分三千二百五十分时，场院里响起一阵小小的惊叹声——这工分在全村都算得上拔尖的。紧接着，队长又念母亲全年工分二千八百八十分。母亲的脸一下子红了，心里像揣了只兔子，怦怦直跳。
红英听不懂工分是什么，却看见爹娘的脸上都带着笑，也跟着拍起小手，大声喊：“爹娘厉害！爹娘厉害！”逗得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
评分结束，就是分东西。按照工分多少，再结合人口，家家户户都能分到粮食、钱，还有各种票证。高大旺家人口不算多，但工分高，分的东西着实不少。
先是分粮食，金黄的玉米棒子，雪白的小麦，饱满的谷子，一袋袋地扛回家，堆在南屋的墙角，看着就让人心里踏实。红英踮着脚尖，扒着粮袋往里瞧，小手伸进小麦堆里，抓出一把，又撒回去，咯咯地笑：“娘，麦子沙沙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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