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较为彻底地实行给黔东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的土地革命，是根据地的显着特点
根据黔东地区大部分土地被地主豪绅分割占有的状况,以及黔东人民对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并渴望得到土地的强烈要求,红三军在黔东印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及相关文告,大力宣传苏维埃土地革命,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通过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各区革命委员会和乡苏维埃又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在党的土地革命方针政策的指引和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指导下,根据地全面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推翻了沿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无地少地的农民第一次获得了土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激发了根据地人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
(五)制定和实施符合黔东实际的民族政策,是根据地各族人民共同求解放谋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黔东革命根据地期间,第一次实施了党的民族政策,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党的民族工作。特别是专门作出了《关于苗族问题决议》,提出联合苗族,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土司等剥削阶级的压迫,帮助苗族组建游击队,成立乡苏维埃,培养了一批民族干部,在民族地区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使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并为各族人民所拥护。在党的正确引导和民族政策的感召下,许多苗族、土家族等各族青年积极参加红军,献身革命,为黔东革命根据地建设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民族政策的实施和民族工作的开展,消除了长期以来封建反动统治造成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在黔东这个多民族聚居、杂居区建立起一种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新型民族关系,在根据地范围内形成了空前的民族大团结氛围。
(六)武装建设的开展和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成为根据地迅速扩大和苏维埃运动蓬勃发展的关键因素
根据地建立了以红军为主体,地方游击队、保卫队为补充的革命武装力量,这些革命武装力量在黔东人民的配合下,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开展了艰苦的对敌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国民党川、湘、黔三省军阀计10多个团兵力的联合“围剿”下,红三军领导机关在认真分析敌情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保卫黔东苏区争取击破王家烈的进攻的紧急任务》的指示,各区、乡苏维埃召开联席会议,形成了《关于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决议》,在反“围剿”中采取“避实就虚”、“分进合击”等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重大胜利,保卫了苏维埃革命政权和黔东革命根据地人民的胜利成果。
(七)统筹兼顾,服务战争,服务群众,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是根据地完整性的重要标志
黔东革命根据地重视发展工业、交通、邮电等事业,加强商业贸易和财政金融,发展文教、卫生等公益事业。在苏区具体工作中,提高工人的待遇,改善工作条件；武装保护交通,保护当地邮局和邮差的安全、保证邮件畅通；保护合法的商业贸易,成立消费合作和粮食合作社，保障根据地食盐、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废除旧的苛捐杂税，建立了崭新的累进税制度，减轻人民的负担；创办苏维埃小学，使苏维埃公民享受文化教育的平等权利；组建红军医院，还义务为根据地群众治病，根据地人民第一次享受了公益医疗卫生保障。各项事业建设有声有色，相互促进，全面发展。
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通过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方式取得的。在全国数十个革命根据地中，除部分着名的地域较广的根据地外，大部分是一些小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就是其中之一。黔东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云贵地区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是当时全国“工农武装割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规模虽然不大，存在时间也不太长，但在中国革命的一个关键时期却发挥了重大作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黔东革命根据地的革命之火，点燃了云贵地区乃至西南地区的革命烈火，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坚持农村“工农武装割据”正确道路，保存和发展了革命有生力量
红三军“退出湘鄂西根据地后，转战于湘鄂川边区，数次准备建立根据地未果。”① 由于部队电台丢失，基本上与中央失去了联系，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的重大问题及重大军事行动，无法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党中央的指示也难以迅速到达并加以贯彻落实；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连续四次的“肃反”扩大化，使党和红军的干部遭受重大损失。甚至发展到解散党、团组织，撤消政治机关的严重程度，广大党员和红军干部长期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中，革命事业遭受重创。为彻底摆脱这一困境，湘鄂西中央分局枫香溪会议作出开辟新苏区的决定，将党和红军的工作重心切实转入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上来，按照“工农武装割据”的要求，开展黔东苏维埃革命运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使党和红军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党的工作、群众工作、地方工作等有了根本转变。根据地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项建设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既保存和发展了湘鄂西以来党和红军的基本力量，也开创了革命事业的新局面。“红军有了这块不算大的根据地，在战略上、精神上有了依托，得以争取某种程度的主动。同时由于红军工作的恢复和加强，就保存了有生力量，在四川、湖北、贵州广大地区保持了红军的强大政治影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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