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悦，二十七岁，在市档案馆做档案修复工作。别人眼里枯燥的旧纸堆，对我来说是能呼吸的活物——我能从泛黄的信笺里闻出梅雨季节的霉味，从褪色的照片里看出被岁月磨掉的泪痕。朋友说我有双“见骨”的眼睛，其实我只是比别人更擅长盯着裂缝看。比如现在，我右手食指的指甲缝里还卡着点暗红色的粉末，是昨天修复一张民国照片时蹭到的，那颜色像极了凝固的血。
凌晨三点十七分，我又在镜子前站了整整四十分钟。
浴室的蒸汽还没散，镜子蒙上层白雾，我用指甲刮出一小块清晰的区域，刚好能照出肩膀以上的部分。右耳后面有颗淡红色的痣，像粒没长熟的朱砂，可现在它周围的皮肤正泛起青紫色，像被人用指腹狠狠按过。
更可怕的是脖子上的勒痕。不是丝巾的压痕，是道细细的、深褐色的印记，从左侧锁骨一直绕到右侧耳垂下方，形状像条褪色的绸带。我明明穿着圆领睡衣，这道痕是怎么来的？
我伸手去摸，指尖触到的皮肤冰凉刺骨，像按在块浸了水的老木头。镜子里的人突然眨了下眼——不，是我在眨眼，可那双眼睛里的光不对。瞳孔太黑了，黑得像口井，井底下漂着点暗红色，和我指甲缝里的粉末同个颜色。
睡衣领口歪了，露出半截肩膀，那里有块硬币大小的淤青，形状很规则，像枚老式纽扣硌出来的。可我昨晚明明穿的是纯棉T恤，根本没有纽扣。
视线往下移，镜子里的睡衣突然变成了件宝蓝色的旗袍。滚边是暗金色的，盘扣是磨得发亮的蜜蜡色，领口绣着朵半开的白玉兰——这不是我上周在老照相馆拍的那件吗？
指尖的粉末突然发烫，我猛地低头，指甲缝里的暗红色正在渗进皮肤，像条细小的血虫往肉里钻。镜子里的旗袍领口开始往下淌水，不是透明的，是浑浊的黄，带着股熟悉的味道——和档案馆里那些泡过福尔马林的标本一个味。
旗袍的盘扣自己动了，一颗接一颗地解开，露出颈间那道深褐色的勒痕。痕印里慢慢浮出些细小的纹路，像用针绣上去的，仔细看，竟是行模糊的小字：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初七。
遇见那家照相馆是在上周三的下午。
那天我去档案馆附近的老巷子里买修照片用的显影液，拐过第三个拐角时，眼角余光瞥见道宝蓝色的影子。那是家夹在五金店和寿衣铺中间的店面，木质招牌上刻着“时光相馆”四个字，漆皮掉得像老人脸上的斑。
橱窗里摆着几张镶在黄铜相框里的老照片，大多是泛黄的集体照，唯有最中间那张是单人像。照片上的女人穿着宝蓝色旗袍，站在老式留声机旁，嘴角噙着半笑，眼神却像结了冰的湖。
我盯着她的脸看了足足五分钟。不是因为她漂亮，是因为她右耳后面有颗和我一模一样的红痣，连形状都分毫不差。更诡异的是，她旗袍领口的白玉兰，花瓣边缘泛着种不自然的暗紫，像被人用指腹反复摩挲过。
“要看多久？”
身后突然传来个沙哑的声音，我惊得撞在橱窗上，玻璃震得嗡嗡响。转身时闻到股陈旧的樟木味，一个老头拄着拐杖站在照相馆门口，他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正好盖在我脚背上，那影子的手指关节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
他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白得像霜，左眼浑浊得像蒙了层白雾，右眼却亮得吓人，像藏着片深不见底的水。“进来看看？”他往旁边挪了挪，露出店里的景象——黑洞洞的，像张半开的嘴。
我本该拒绝的。档案修复师的直觉告诉我，那地方不对劲，就像修复时遇到的虫蛀档案，表面看着完整，内里早已被蛀空。可那照片上的红痣像块磁铁，死死吸着我的视线。“我想拍张那样的照片。”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指着橱窗里的宝蓝色旗袍。
老头的嘴角好像动了一下，分不清是笑还是抽搐。“旗袍是现成的，”他转身往店里走，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像敲在棺材板上，“不过，拍过的人都说，那衣服会咬人。”
照相馆里比外面暗得多，阳光被厚重的窗帘滤成了灰黄色，空气中飘着股药水味，不是我熟悉的显影液味，更像医院消毒水混着点铁锈的腥气。
墙上挂满了照片，大多是黑白的，人像的眼睛都用墨点过，在昏暗的光线下像无数双盯着你的瞳孔。最里面的摄影棚用块褪色的蓝布隔开，布上有几个破洞，风从外面灌进来，破洞鼓起来，像只只攥紧的拳头。
“脱了外套。”老头把一件宝蓝色旗袍扔在旁边的木椅上，旗袍的领口还别着朵干枯的白玉兰，花瓣硬得像塑料。我摸了摸布料，冰凉滑腻，像摸在某种两栖动物的皮肤上。
换衣服时，我发现旗袍的内衬贴着块硬物，摸上去像个小相框。解开盘扣翻过来，里面果然缝着张寸照大小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女人和橱窗里的是同一个人，只是表情狰狞，眼睛瞪得滚圆，嘴角淌着道黑色的线，像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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