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液管里的液体正以每分钟十七滴的速度坠落，我盯着那抹浑浊的透明，忽然听见玻璃珠砸在铁皮上的脆响。
护士刚换完药，脚步声在走廊尽头消失。病房里只剩心电监护仪规律的滴答声，可那串脆响还在继续，从天花板传来，一下，又一下，像有人蹲在楼顶用指甲盖弹击水泥板。
我猛地坐起身，手背上的针头被扯得生疼。这声音太熟悉了——就像我在那间屋子里听见的，从墙壁里渗出来的动静。
我叫阿强，现在躺在镇卫生院三楼最里间的病房。病历本上写着“持续性高热伴谵妄”，但我知道那不是高烧，是有东西顺着我的毛孔往骨头里钻。
事情要从上个月十五号说起，农历七月初一，鬼门开的日子。
李胖他们蹲在小卖部门口抽完最后一根烟时，把赌约抛了出来。“敢在后山那屋里待够十二个小时，这月的网费哥几个包了。”他用鞋底碾着烟蒂，火星子在暮色里亮得刺眼，“要是不敢，以后见了我们就得绕道走。”
我当时正嚼着辣条，辣椒油溅在下巴上。后山废屋的故事在村里传了三代人，最邪乎的版本是说民国二十三年那个冬夜，住那儿的张姓人家五口人凭空消失，灶台上还温着没喝完的玉米粥，门闩从里头插得死死的。有人说他们是被山里的狼拖走了，可我爷爷总说，他小时候见过张家人的小女儿，梳着双丫髻，在废屋门口捡弹珠。
“赌就赌。”我把辣条袋捏爆，塑料摩擦的声响里，好像听见远处山林传来一声闷响，像是什么东西塌了。
现在回想，那天的晚霞红得发暗，像有人把新鲜的血泼在了天上。我揣着李胖塞给我的军用手电筒，兜里揣着半包烟和打火机，走到山脚时，裤脚已经被露水打湿。杂草没过膝盖，每走一步都能听见叶片划过布料的沙沙声，可仔细听去，那声音里总掺着另一道更轻的响动，像是有人踮着脚跟在后面。
废屋的轮廓在暮色里越来越清晰，土坯墙塌了大半，露出黢黑的房梁，像根枯骨戳在地里。我推开门时，朽木发出的呻吟让我后颈一麻——那声音太像人被掐住喉咙时的呜咽了。
屋里弥漫着陈腐的霉味，混着点说不清的腥气，像死老鼠在墙角烂了半个月。手电筒的光柱扫过墙面，墙皮剥落的地方露出暗红色的印记，蜿蜒着爬向房梁，我盯着看了半晌，突然意识到那形状像极了一串血手印，指尖朝上，像是正从地下往外爬。
墙角堆着些破烂家具，缺腿的木桌，断了弦的纺车，还有个倒扣的陶罐。我踢了踢陶罐，听见里头传来空洞的回响，像是有空气从裂缝里钻出来。就在这时，光柱里突然飘过一缕灰黑色的东西，轻飘飘的，像女人的头发。
我猛地回头，身后只有敞开的门，门外的夜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
我在离门最近的墙角坐下，背靠着冰冷的土墙。烟抽了三根，打火机的火苗开始发颤，我才发现自己的手在抖。
大概夜里十一点，我听见了第一声“沙沙”。
不是风吹草动的声音，更像是有人用指甲在刮墙。那声音从西边的土墙里钻出来，时断时续，像是在试探着什么。我握紧手电筒站起来，光柱戳向那面墙，墙皮上有块地方颜色比别处深，像是被水浸过，边缘还在微微起伏，仿佛皮下有东西在动。
“谁？”我的声音在空屋里荡开，撞在墙上碎成一片，连我自己都听出了发虚的颤音。
刮墙声停了。
静了大约半分钟，我听见第二声响动，这次是从头顶传来的。像是有人穿着硬底鞋在房梁上走，脚步很轻，却带着一种黏滞感，每一步落下都拖着长长的尾音，像鞋底沾了胶水。
我猛地抬头，手电筒的光晃得我眼睛发酸。房梁上积着厚厚的灰，挂着几缕蛛网，什么都没有。可那脚步声还在继续，从东头挪到西头，又慢悠悠地折回来，离我越来越近。
冷汗顺着额角流进眼睛里，我突然想起爷爷说过的事。他十二岁那年，跟着父亲去废屋附近砍柴，看见窗台上放着个蓝布帕子，绣着鸳鸯戏水的图案。他爹说那是张家媳妇的东西，三十年前就该随着人一起消失了。当天晚上，爷爷就发起了高烧，梦里总看见个穿蓝布衫的女人站在床前，背对着他梳头发，梳子划过发丝的声音，跟刮墙似的。
“别自己吓自己。”我摸出第四根烟，打火机却怎么也打不着了。就在火苗最后一次熄灭时，我听见身后传来布料摩擦的窸窣声。
那声音太近了，仿佛就贴在我后颈上。
我僵在原地，不敢回头。鼻尖钻进一股淡淡的皂角味，不是现在村里用的那种廉价香皂，是很老的味道，像奶奶藏在樟木箱底的旧衣裳。光柱里，我看见地面上多出一道影子，长袍的下摆拖在地上，随着呼吸轻轻晃动。
我是被拽着胳膊甩到墙上的，后背撞在土坯上的瞬间，手电筒滚到了墙角，光柱斜斜地照向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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