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花不知道自己在地上坐了多久，直到窗台上的闹钟“当”地敲了九下。那是王老太送她的旧闹钟，钟摆早就锈了，只能靠发条走时，每次响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声音。
她忽然想起什么，猛地站起身，抓起桌上的手电筒，踉跄着冲出家门。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手电筒的光柱在黑暗里摇晃，照亮了楼梯扶手上的裂痕，还有台阶上那道暗红色的印记——从三楼一直蜿蜒到二楼，像条凝固的蛇。
赵师傅的房门没锁，虚掩着，留着一道缝。阿花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浓烈的草药味混着烧纸的气息扑面而来，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浓重。屋里没开灯，只有手电筒的光柱扫过那些堆在墙角的杂物，扫过地上那摊还没干透的暗红色液体，最后落在了床头柜上。
那里放着个半开的木盒子，盒子里铺着黑布，布上摆着些细小的物件：几颗不同样式的纽扣，一截蓝线，半块磨损的红玛瑙，还有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
阿花的呼吸顿住了。照片上是个穿着斜襟褂子的年轻女人，梳着发髻，领口别着颗红玛瑙扣，正对着镜头微笑。女人的眉眼间，竟和王老太有七分相似。照片旁边压着张纸条，是用同样的黑炭写的，字迹比之前那张工整些：
“姑婆说，冷的时候要缝严实些。她总掉扣子，我得一颗颗找回来。”
“张大爷的烟袋锅，李寡妇的绣鞋，还有……那个总擦门槛的姑娘，她说过冷。”
“线快用完了，最后一针要最结实的。”
阿花的手指颤抖着抚过那些纽扣，指尖触到那颗黑塑料扣时，突然想起王老太去年冬天说过的话。那天她帮王老太晒被子，老太太坐在藤椅上晒太阳，眯着眼睛说：“我有个远房侄孙，小时候得过脑膜炎，脑子不太灵光，就爱捡些碎线头缝东西。他娘走得早，我给他缝过件棉袄，他总说‘姑婆的线最暖和’……后来听说去学修钟表了，再没见过。”
当时阿花只当是老人的絮叨，没放在心上。现在想来，赵师傅腰上的黑布，他总说的“腰疼”，他含混不清的话，哪里是修钟表的？分明是脑膜炎留下的后遗症。他不是来害人的，他只是在完成一个执念——像姑婆当年给他缝棉袄那样，给这些“冷”的人，缝一件不会掉扣子的“衣服”。
手电筒的光柱晃了晃，照在墙角的藤编筐上。筐里的黑布已经被拿走了，只剩下些细碎的骨头渣，渣子里混着些灰白色的粉末，像是烧过的骨灰。阿花忽然想起王老太的侄女来收拾遗物时，说过一句“姑婆生前总念叨，死后要把骨灰掺在棉花里，说这样暖和”。
原来赵师傅都听见了。他把王老太的骨灰掺进了“布料”里，用她生前的纽扣、线头，一针一线地缝进那件拼凑起来的“寿衣”里。他说的“暖和”，是这个意思。
阿花走到墙角，掀开那块盖着碎骨架的黑布。下面除了那些白森森的骨头，还有一个小小的布偶，是用各种碎布拼起来的，领口缝着颗红玛瑙扣，手腕处缠着蓝线，脚上穿着只掉了跟的布鞋。布偶的胸口处，别着颗新缝的黑塑料扣。
是她的那颗。
手电筒从布偶身上移开，照向里屋的床底。那里露着个坛子的一角，坛口的泥封已经裂开，隐约能看见里面装着些灰黑色的东西。阿花伸手把坛子拖出来，看清了坛口贴着的那张褪色的红纸——是她腌酸豆角的坛子！上次阳台漏水后，她嫌坛底沾了霉斑，随手扔在了楼道拐角，原来被赵师傅捡了回来。
坛子里没有酸豆角，只有些揉成团的黄纸，纸上用黑炭画着歪歪扭扭的十字，和他纸箱上的记号一模一样。黄纸团中间，埋着个小小的木牌，上面刻着三个字：王秀莲。
是王老太的名字。
阿花突然明白了。赵师傅不是在杀人，他是在“收”人。那些被他“缝”进布里的，是已经过世的人。他从姑婆开始，捡回他们生前的物件，用碎骨和骨灰做“芯”，用针线把他们拼起来，放进坛子里，让他们“暖和”地待着。
陈奶奶看见的“黄脸影子”，是他正在拼凑的王老太。老李头说的“寿衣”，是他缝到一半的布偶。那张写着“下一个就是她”的纸条，指的不是要伤害谁，而是提醒自己，下一个要找的“扣子”，是阿花的。
因为她也说过冷。
手电筒从坛子里移开，照向门后的挂钩。那里挂着件蓝布褂子，是赵师傅穿的那件，洗得发白的布料上，还留着被刀划破的口子。褂子的口袋里，露出半截东西，阿花伸手掏出来，发现是个用红绳系着的小布包。
布包里裹着颗牙齿，黄黑色的，磨损得很厉害，像是老年人的牙。牙齿旁边，压着张更小的纸条：“姑婆掉的牙，要缝在领口，这样她就不会再喊牙疼了。”
阿花的眼泪突然掉了下来。她想起王老太生前总念叨牙疼，说“这颗老牙松了，总磨舌头”，她还劝过“拔了吧，镶颗新的”，王老太总说“留着，是自个儿身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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