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南单于于扶罗即位后，之前杀死他父亲的那些匈奴人就反叛了，一起拥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于扶罗就到京城向朝廷申诉。正好赶上灵帝驾崩，天下大乱，于扶罗带着几千骑兵和白波贼合兵攻打郡县。那时候老百姓都聚集起来自保，他们抢不到什么东西，军队还受到了挫败。于扶罗又想回匈奴，可匈奴人不让他回去，他只好停留在河东平阳。须卜骨都侯当单于才一年就死了，匈奴南庭单于的位置就此空缺，只好由一位老王来主持匈奴事务。
十一月，任命董卓为相国，特许他朝拜时不称姓名，入朝时可以不用小步快走，还能佩剑穿鞋上殿。
十二月戊戌日，任命司徒黄琬为太尉，司空杨彪为司徒，光禄勋荀爽为司空。
起初，尚书武威人周毖、城门校尉汝南人伍琼劝说董卓，要纠正桓帝、灵帝时期的弊政，提拔任用天下的名士，以此来赢得众人的拥护，董卓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让周毖、伍琼和尚书郑泰、长史何颙等人淘汰品行恶劣的官员，选拔那些被埋没的人才。于是征召了一些隐士，像荀爽、陈纪、韩融、申屠蟠。朝廷派人到荀爽家中任命他为平原相，荀爽走到宛陵的时候，又被升为光禄勋，到任才三天，又升为司空。从他接到征召命令到登上三公之位，一共才九十三天。又任命陈纪为五官中郎将，韩融为大鸿胪。陈纪是陈寔的儿子，韩融是韩韶的儿子。荀爽等人都害怕董卓的残暴，不敢不来。只有申屠蟠接到征召书信后，别人劝他去，他只是笑笑不说话，董卓最终也没能让他屈服，申屠蟠活到七十多岁，自然去世。董卓又任命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东平张邈为陈留太守，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董卓亲近宠爱的人，都没安排在显要职位，只是担任将校一类的职务。
朝廷下诏废除光熹、昭宁、永汉这三个年号。
董卓生性残忍，一旦掌握政权，拥有了国家的军队、珍宝，威震天下，他的欲望就没有止境了，他对宾客说：“看我的面相，富贵得不能再富贵了！”侍御史扰龙宗来向董卓汇报事情，没解下佩剑，董卓当场就把他打死了。当时，洛阳城中的皇亲国戚，住宅一个挨着一个，每家都堆满了金银财宝。董卓放纵士兵，冲进他们的家里，抢夺财物，奸淫妇女，不管对方身份贵贱。人们都吓得不行，觉得自己朝不保夕。董卓急于追捕袁绍，周毖、伍琼劝董卓说：“废立皇帝这样的大事，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袁绍不识大体，因为害怕才出逃，并没有别的心思。现在要是急着追捕他，肯定会引发变故。袁氏家族四代人都广施恩德，他的门生和旧部下遍布天下，如果他招揽豪杰，聚集徒众，各路英雄响应他而起事，那么崤山以东就不再是您能掌控的了。不如赦免他，封他一个郡守的官职，袁绍会因为免罪而高兴，肯定就不会有祸患了。”董卓觉得有道理，就马上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封邟乡侯。又任命袁术为后将军，曹操为骁骑校尉。袁术害怕董卓，逃到南阳。曹操改名换姓，从小路向东逃归，路过中牟县时，被亭长怀疑，抓起来送到县里。当时县里已经接到董卓的公文，只有功曹心里知道他是曹操，觉得世道正乱，不应该拘禁天下的英雄豪杰，于是劝说县令放了曹操。曹操到了陈留，散尽家财，招募到五千人组成军队。
当时，很多豪杰都想起兵讨伐董卓，袁绍在渤海，冀州牧韩馥派了好几拨从事去监视他，让他没办法行动。东郡太守桥瑁伪造了京城三公给各州郡的文书，历数董卓的罪行，说：“我们受到董卓的逼迫，没办法自救，盼望义兵来解除国家的患难。”韩馥收到这份文书后，召集各位从事问道：“现在咱们是该帮袁氏呢，还是帮董氏呢？”治中从事刘子惠说：“现在起兵是为了国家，怎么能说帮袁还是帮董呢！”韩馥听了一脸惭愧。刘子惠又说：“用兵打仗是凶险的事，不能带头挑起。现在应该看看其他州的动静，有起兵的，咱们再响应。冀州比起其他州并不弱，别人的功劳也不会超过冀州。”韩馥觉得有道理。于是韩馥写信给袁绍，痛斥董卓的恶行，听任他起兵。
评论
这段记载聚焦于董卓专权后巩固权力与天下诸侯酝酿反抗的转折期，展现了乱世初期“强权统治与秩序重构”的复杂博弈。从现代视角看，这段历史揭示了军阀政治的本质与分裂时代的开端：
董卓的统治逻辑：暴力威慑与虚伪粉饰的交织
董卓在确立霸权后，形成了一套矛盾的统治策略：
赤裸的暴力威慑：“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特权，与其“性残忍”的本性结合，产生了恐怖统治——侍御史扰龙宗因“不解剑”被当场打死，士兵可随意“剽虏资物，妻略妇女”，连洛阳贵戚都“不保朝夕”。这种“以暴立威”的逻辑，短期内能压制反抗，却也埋下了“天下共愤”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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